随着金石出土日广，清人探讨书法，着力於追本溯源。他们不仅研习篆、隶，而且在楷、行、草书中也多运以篆隶笔意，以具备篆隶遗意为上。康有为推重南北朝碑而鄙薄唐楷，首要的原因便是认为南北朝碑蕴含着篆隶遗意，而唐楷浇淳散樸，古意已失。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主要是针对楷书而发论的，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可他在书中追溯秦篆、汉隶，并以汉为本，正是由於楷书直接脱胎於汉隶。他认为汉隶具备众妙，晋、魏人之所以笔意高卓，乃是由於以汉为师。汉以后的书法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隶书笔意渐行渐远而每况愈下的历史。

　　以汉隶之古意为衡量的準则，南碑最可宝贵（“宝南”），魏碑最为完备（“备魏”），隋碑虽有洞达、峻爽之美，但“古厚渐失”，故只能酌取（“取隋”）。而至唐代，古意渐渐丧尽。

　　在这一历程当中，魏碑去古未远，最为大观，“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而唐楷处於古意尽失之远端，“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如同一支从汉代射出的箭，在飞行过程中隶意渐消，并终於在唐代落下了。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锺情於古法，却肯定变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趋於变，但变者未必皆好，在他看来，唐代名家抛弃古法而能变，古意未漓者反而默默无闻，正是“变者必胜”的证明。康有为倡导宗法北碑、汉篆的“新学”，抛弃宗法晋帖、唐碑的“古学”，实是力求返本而开新，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变”与价值上的“好”合於一身。康有为的书学和他的今文经学在理路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