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所有人来了个措手不及。在压抑沉闷的氛围中，一批抗疫文艺作品“应运而生”。近日，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文章《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甚广，尤其他提出的“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引发不少共鸣。

　　面对很多作家在书写当前的灾难，李修文坦言“我写不了，就算要写，也希望自己多一些冷静和理智”，“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国，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可否认，灾难需要文学来记忆。然而，不同於新闻报道，前者的职责是真实快速地反映事实，文学的价值更在於它的审美与启示，担负的责任更多是在追问与反思，包括对人性的诠释与解剖，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与思索。鲁迅曾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只有当写作者与苦难在时空上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思考。

　　去年出版的《云中记》是作家阿来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经过十年酝酿完成的长篇小说，推出后在民间和业界皆是好评如潮，有评论学者认为“阿来不是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凭一腔热血投入写作，他对灾难性的事件，对它给我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创伤后如何修复，不止是物质上的修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逝者灵魂的慰安，实现对生者精神的抚慰，有着长达十年的沉澱思考。”回想二○○八年湧现了数十万首抗震诗歌，如今能被记起来的又有多少呢？

　　那麼，如何用文学作品记录当前这场艰难的“战疫”？我以为，我们并不需要一窝蜂似的扎堆纪念，更不需要那些谄媚的抒发，又或是缺乏诚意的文艺腔。但愿就如李修文所说：“我们现在真的要重新从鲁迅出发，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它可能成为中国作家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