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休假的音乐系美国白人同事X，去年八月与应邀到上海某高校访学的心理学家太太、两岁的儿子一起来到中国。今年一月中，太太生下八斤重的大胖闺女，中国岳父母来沪帮着照料。不料疫情爆发，上海进入非常时期。他们起初打算六月再回美。四个大人、两个孩子在同一公寓中憋了六周后，受不了了。一家四口於三月七日回美。不到一周，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对比在两国的经历，X不吐不快，在NBC网站上发文，称“我在上海比在美国感觉更安全”。他写道：儘管上海人有时对防疫过分热衷，但疫情当头，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责任、虚弱和牵扯”，大家都意识到如果不牺牲部分个人权益，很多人都会死掉。防疫措施马上到位，居民一夜间改变生活习惯，网购能保障基本生活。

　　而他们一家在芝加哥入境时，面对的是拥挤、混乱、草率。回家后自我隔离全看个人良心，靠快递无法生存。他最反感一场疫情似乎将美国人分成了两种：去过疫区、“应该负责的罪人”和无需改变、尽享自由的“无辜者”，而号称“模範少数民族”的亚裔很快沦为替罪羊。

　　美国读者不都赞同他的立场。如果X住武汉而非上海，如果他太太不是华裔，如果他在中国住了六天而不是六个月，相信感受会有不同。但特定语境中的一家之言，恰恰证明经历决定观点，外人只凭臆测没有发言权。而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该牺牲多少权利这个问题无论何时何地、谁人提出都会引发争议。这次新冠疫情在各国蔓延，正可以考量一下自由与安全之间怎样才能达到最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