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书绝句》有：“乳臭纷纷执笔初，几人雾霁识匡庐。枣魂石魄才经眼，已薄经生是俗书。”明清以来，人们讨论晋唐书法，大多依据刻帖和碑刻。然而无论是刻帖还是碑刻，既经刀刻，与真迹相比总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自从敦煌石室重见天日，六朝隋唐写本真迹大量面世，古人笔法一览无余，就像雾散天晴，人们可以见到庐山真面目。诗中“匡庐”，为庐山之别名。

　　匡庐雾霁之喻，本於清代包世臣《论书绝句》：“中正冲和龙藏碑，擅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其自註云：“隋《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儁》两碑，而加纯淨。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龙藏寺碑》是隋碑，包世臣认为它出於东魏《李仲璇碑》和《敬显儁碑》。二碑又被看作与王羲之书法相近，所论见包氏《历下笔谭》。

　　魏碑是当时人书丹，当时人刻字，而阁帖裏的王羲之书法，是由宋人鈎摹并刊刻。包世臣认为，刻工是带着对笔法的理解而刻字的，宋人不知六朝笔法，所以刻帖已然失真，“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捨断碑而求汇帖已。”（《艺舟双楫．述书中》）在包氏眼裏，王羲之的书法更接近魏碑的样子，这样也才能与古人对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的评价相印证。

　　同样力求看到古人书法的庐山真面目，包世臣与启功二人的依据是不一样的。包世臣不信刻帖而信魏碑，启功则既不信帖也不信碑，而倚重晋唐墨蹟。清人在碑刻与刻帖之间互较短长，得益於金石学的兴盛。而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墨蹟与刻本之间的异同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得益於晋唐墨蹟的大量面世。“碑帖之辨”转换为“刀笔之辨”，是百年来书法研究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