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三月五日是正日子，彼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最为紧张之时，在情绪的飘摇不安中，大家纪念汪老，更是离不开他那鸡汤式的治愈文章。

　　身为吃货，我对汪曾祺最早的认识却并非来自於他的美食散文，而是那篇中学时常被拿来作阅读理解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十七岁时在家给初恋女友写情书，父亲竟在一旁“瞎出主意”；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也源於父亲的言传身教，“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係，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待汪曾祺成家以后，儿女们都管他叫“老头儿”，连孙女也跟着叫。长子汪朗在回忆父亲的文章裏曾描绘有趣的家庭一幕：“由於他脾气比较好，所以在家往往被人呼来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他总是排在我们家几口人的最后，刚结婚的时候肯定他是二把手，有了孩子他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有了孙女、外孙女，他就是六把手、七把手，我们家没养猫和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

　　除了记录两代父子轻鬆相处的日常外，文章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他主张的：“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於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这些颇为大胆前卫的观点，当年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少时的我的内心泛起绵延涟漪，以至於有一段时间只要遇到家长的呵斥，我便振振有词地念叨着“多年父子成兄弟”。至於结果，当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