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有名的“怪人”，除了章太炎大概就数辜鸿铭了。一提辜鸿铭，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怪”：首先是经历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其次是“茶壶茶杯理论”怪──公开主张多妻主义；再来是他的形象怪：已入民国，却坚持蓄髮梳辫，瓜皮小帽，长袍马褂；当然最怪的是他的行为举止：“张口子曰、诗云，间或也流利地Yes，No，好辩，好骂人”。辜鸿铭的“怪”据说已产生“国际影响”，以至於在当时的外国人中，流传着“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如果辜鸿铭的“怪”只局限在这些层面，那辜鸿铭何足道哉？有真才实学硬功夫而又别有坚持与众不同，这样的“怪”才能让人既觉得惊奇又十分佩服。辜鸿铭的“怪”，说到底是源於具有深厚的西学功底又坚守中国传统旧文化──这使他既敢於在外国人那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也敢於在那些受了外国影响而提倡新学的人那裏，凭藉着比他们对外国文化还内行的本钱来坚守甚至弘扬中国文化。在一个“外”代表“新”而“中”代表“旧”的时代，以“外”见长却偏来守“旧”的辜鸿铭，不怪才怪！

　　怪当然也有怪的好处：辜鸿铭的“怪”不但使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注意到了他并撰长文介绍，文豪托尔斯泰和泰戈尔都和他有过交集，而且也使他的书在那个年代十分走俏。当年张中行想买他的书还颇不容易，通过同乡走后门才买到英文的《尊王篇》、《清流传》和中文的《张文襄幕府纪闻》。辜鸿铭因“怪”而带来的文化／市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有西人血统却留满清长辫，得英国学位却无绅士风采。梁实秋说他“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光可鉴人，粲者立於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可见颇具魏晋风度。辜鸿铭长相和学识跨越中西两界，立场不合时宜，性情有如《世说新语》中人──能不“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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