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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眼录/民国教授的润格\刘 俊

2020-09-22 04:24:1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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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大学教授是无需靠写字刻印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了。然而在民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有时教授学者仅靠薪水和稿费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只好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书法、治印专长,另闢财源,以广生路。

  抗战时期,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一九三九年他的月薪是四百元,看上去不少,但由於物价上涨,加以家中人口众多,食指浩繁,“经济上日觉困窘,生活水平不得不一降再降”,为了节约,家中食用麵粉都是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也把“吸纸烟改为吸旱烟叶子自製的捲烟”。一九四○年,闻一多的月薪已不足应付全家十天半月开支,“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到了一九四四年前后,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而与他共同发起《诗文书镌联合润例》的,则有沈从文、唐兰、陈雪屏、浦江清、游国恩、冯友兰、杨振声、郑天挺、罗常培等十二位名教授——可见当时教授穷是普遍现象,其中对“文”、“诗”、“联”、“书”、“篆刻”均明码标价,如“文”的价格(文直)是:颂讚题序五千元、传状祭文八千元、寿文一万元、碑铭墓志一万元(文均限古文,骈体加倍);治印(篆刻直)则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两百元(过大过小加倍,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

  即便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七年也因经济拮据,自定润格,公开卖字。在《郭沫若鬻字例》中,郭沫若对直幅、对联、扇面、册页、题籤、题跋等,都有很具体的价格说明,如对联“六尺二十四万元,五尺十八万元,四尺十五万元,三尺十二万元,以五七八言为限,字多或纸长另议”;为名片题籤则每件五万元。战乱时期,通货膨胀厉害,那时的货币百、千、万单位,都是虚高,看着数额很大,实际上不值钱——所以这些润格标价,其实是相当便宜的。

  为稻粱谋,教授出卖手艺坦坦蕩蕩,并成了民国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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