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经济研究报告，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时期，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八点九，至八十年代每年平均亦有百分之七点四增长。由是，如我般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香港人，成长时期都活在香港进步的年代。

　　虽然我童年住在旧式唐楼“板间房”，家境清贫，但我从未试过三餐不继。记忆中的生活困难，可算是六十年代曾出现天旱，致令香港需要实行“制水”措施，即是一般家居每四天才供水四小时。然而，那年头我是襁褓婴儿，未知世事，苦的只是我的父母。往后下来，父母申请到公共房屋，我家逐步走向小康，生活亦算无风无浪。

　　我最难忘的生活经验，乃是九十年代初从观塘的“廉租屋”搬至将军澳新市镇的新型“公屋”。居住环境改善不少，但当时将军澳区的交通网路仍未完善，只靠着一条宝琳南路与市区连繫。有一年风暴袭港，宝琳南路被塌下的山泥堵塞，车辆无法通过，顿时令到将军澳对外交通中断。当时我仍要上班，下班后只能从观塘走路返回将军澳，现在已记不起走了多少个小时。

　　相比其他香港市民，我家算是未遇过极严峻的生活状态。我们既没閒钱亦不懂得商业投资，故此金融风暴以至金融海啸对我都没有影响。多年来，我从“公屋”搬到“居屋”再至私人屋苑，都是凭自己努力工作和储蓄而成，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对於艰苦生活，我的最深刻感受是来自内地导演冯小刚的两齣作品《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地震和饑荒对百姓造成身心不能磨灭的影响。我想像若曾经过那种惨烈的生活状态，其他事情都没有太大不了。二○二○年的新冠肺炎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经历，凭着人类的智慧和鬥志，终究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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