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上海市在公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只公布其活动轨迹与区域，而不再披露其年龄、性别等个人资讯。这一做法，赢得了一致的点讚叫好。随后迅速被北京“抄作业”，又複製到其他省份。

　　想来也是，之所以公布确诊病例资讯，目的只是为了提醒有过相同行程、到过相同场所，或有类似出行计劃的人士，及时採取应对措施，进行防範，防止传染範围扩大。至於年龄、性别，实在并非必要。

　　此前，一些地方披露确诊者病例资讯后，令其遭遇了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让本是受害者的感染者，又遭遇“次生灾害”，被某些不负责任的“吃瓜”者打上负面标籤，其伤害程度甚至更大过病毒本身。

　　依靠强有力的网格化筛查，加上公众的积极配合，内地构建起了全球一流的疫情防控体系。为了共同抗疫，民众让渡部分隐私权，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牺牲与付出。正因此，管理者对於个人隐私更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保护，坚持“最少管用”原则，以防疫必需为底线，将其他与防疫无关的隐私资讯都“还给”个人。上海的做法开了一个好头，“治大国若烹小鲜”，疫情防控也要繡花功夫，细緻入微。

　　这又牵扯出另一个话题。手机APP过度收集、违规使用个人资讯的现象，不少人苦之久矣。不仅强制索取地理定位、手机通讯录、通话纪录、相机、麦克风、相簿等许可权，有的还涉及个人财产、生物识别等。流量时代，获客是第一位的。这正是商家千方百计侵蚀用户隐私的“小算盘”。而且这还衍生出了倒卖个人资讯的“黑产”，为电信诈骗、网络黑客攻击大开方便之门。对於APP的监管，也应本着“最少管用”原则，来一次大清扫，并设门槛，堵漏洞，挡住“偷窥”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