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因应疫情变化而宣导的“就地过年”政策，对於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莫大的遗憾，但对於“恐归族”而言，或许便是解脱。

　　每每临近年关，总有一些人会为“回不回家过年”而纠结困惑。近乡情怯，这种矛盾焦灼的心理，似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而日益凸显。

　　一方面，回家过年带来的开销“大出血”，对於收入不稳定或处於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必须咬碎后槽牙才能撑过去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结婚了吗、升职没有、收入多少、房子多大……”七大姑八大姨关於催婚、催生、催二胎等等话题的例行盘问，考验着每个归家人的耐性，也消磨着遊子思乡的热情。

　　假期裏一众老友相聚，你以为是把酒言欢联络情谊，甚至是执手相看泪眼、畅谈往日情怀，殊不知，明裏暗裏也免不了炫富攀比拉关係。当初一起背上离家的行囊，归来时有人很风光，有人很落寞。平日裏或许感觉还不明显，而回家过年就像一把利刃，一下子裁出了人生的不同，让人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小时候，新衣服、糖果、鞭炮、压岁钱，让春节成为我们最期盼的节日；长大了，物质的绑架、面子的考量，却让我们开始逃避过年，回家路也便成了“恐慌途”。

　　闰土不再是那个闰土，少爷也不再是那个少爷──那份乡愁既熟悉又陌生，生存压力不仅剥夺了中青年人快乐生活的权利，也消减了他们相聚团圆的勇气。

　　某种程度上，春节恐归不只是个人困扰，同样也是一道社会考题。转型期社会矛盾的表征──收入分配不公与社会观念碰撞交织在一起，维繫社会关係的纽带日渐鬆散，有的人就像断线的风筝，感受到“留不住又回不去”的“失重感”。

　　要治好这一“病症”，单靠心灵鸡汤来规劝安慰，恐怕也於事无补。什麼时候“以金钱论英雄”的成功观被推翻打破，尊重私隐的社会边界感被建立起来，或许我们才能真正找回“过年回家”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