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栏介绍刚刚出版《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的音乐篇。之后陆续收到音乐家们的回应，择录如下。

　　香港小交响乐团桂冠指挥叶咏诗对一九八六年首次指挥中央乐团的谢幕照补充说：“当时北京音乐厅内很热，演出期间电力曾停了一会，但我们继续演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没有停下来！”

　　古筝演奏家陈天姿写道：“这些历史不只是史实，更承载不同年代的人的回忆和故事，很值得记载下来，让我们这些后辈知道，引以为鉴。”

　　《南华早报》一位记者朋友说：“我不知道西崎崇子的老公原来是拿索斯的老板，怪不得她的唱片经常在那里发表。”

　　对文章没有提到的活动，香港管弦乐团第一副首席梁建枫补充说：“我也带香港纯弦及澳门精英室乐团去过二十多个保利剧院巡回啊！”

　　音乐篇以两万字概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内地与香港音乐互动，肯定不可能包括所有的人和事。梁建枫说他所带的是小团体，书中没有提及可以理解。其实沧海遗珠也包括个别大型音乐条目，一九九三年由当时市政局主办的“中国音乐节”就是其中之一（见附图）。

　　历时二十天的音乐节是回归前最具规模的音乐盛事，该节名誉顾问内地成员包括指挥家彭修文、陈佐湟等。来港演出的阵容更强大，包括北京中央乐团，由首席指挥汤沐海领奏两场。另外还有内蒙古青年合唱团、琵琶大师刘德海以团长身份领导的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团等。除了演出，亦主持讲座及研讨会，与海外华人音乐专家们交流，好不热闹。

　　笔者作为审稿者之一，与已故乐评家周凡夫等曾与编写人员进行几个小时的口述简介，提供我们认为重要的内容。毕竟口述与亲自落笔不同，代笔根据的是几个小时的讲述，与漫长写作过程中对资料的反复推敲、补充不一样。况且未有机会看过最终稿，读稿时已经是完成品。

　　编纂《香港志》是个旷世工程，较编校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要求多得多，因此需要更多专家以及更多时间反复求证、琢磨。为香港修志，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