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中国人曾经有很多陋习，在文学家笔下表露无遗，经典例子就是鲁迅创作的小说人物阿Q。一九五八年香港便曾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由关山担任男主角。电视剧亦曾拍摄阿Q，性格演员江毅将小人物的个性演绎得活灵活现。不过，香港的影视媒体主要将阿Q塑造成喜剧或悲剧人物，无论阿Q贪恋小尼姑，抑或被他人揪着辫子打得体无完肤，阿Q都嬉皮笑脸的避过没事。鲁迅实际是借着阿Q的自我迷醉，讽刺旧社会某些人不知进取，自欺欺人，由是而被称为“阿Q精神”。

　　另一位巨匠林语堂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他认为“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林语堂的演讲妙语如珠，文笔幽默风趣，让读者感到人生充满喜悦，凡事都可以轻松面对。

　　我觉得现代人有时会将“阿Q精神”和幽默感混为一谈，前者其实是一种批判，将某些人的自我安慰和迷思，透过滑稽的手法表现出来；后者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股乐天的人生态度。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但却应细致分清本质和展示目的。

　　以往一些香港人也爱谈阿Q，就像是俗话“跌落地揦返拃沙”，形容遇到尴尬情境便要借意掩饰，总之就是为自己保存颜面至为重要。又例如在极端恶劣环境之下，有人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却不理会实际环境的情况，以及其他人是否都有共同意愿来面对目标。就以抗疫的过程为例，有些人现在仍觉得香港七百多万人，当中只有数十万人受到感染，就像是沧海一粟，情况并不见得很坏。亦有人以为“群体免疫”是目标，冒险染疫为求未来获得抗体。

　　我只觉得以幽默态度面对疫情，可以在艰难环境纾缓压力，但若纯以“阿Q精神”来应对现时的危急情况，则容易自招损失，亦危害周边亲友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