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愎自用”是个贬义词，形容固执己见，自信到自大狂的地步，对别人的意见一概闭目塞听，拒谏饰非，因而很容易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甚至付出惨重代价。赵括死长平，项羽败乌江，关羽走麦城，马谡失街亭，都是典型案例。

　　除了刚愎自用，还有“刚愎他用”。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个悖论。既然肯“他用”，就是并非完全任性自为，不是十分的刚愎。其实不然。

　　史上第一个被扣上“刚愎他用”帽子，应是北洋军阀的二号人物段祺瑞。段在袁世凯死后，担任国务总理，把持国政。而其施政行事，一切听凭秘书长徐树铮做主，其信任和袒护到了唯命是从的程度。从来都是心腹盲从主公，而段、徐二人却倒了过来。徐是个极富管理能力的干才，然恃才傲物，极度跋扈，对大总统黎元洪都颐指气使，不肯稍假辞色。结果，徐树铮四处树敌，结怨无数，最后却由段祺瑞埋单，被政敌联手轰下了台，论者为其惋惜“错在小徐”。

　　笔者最早读唐德刚先生的史论，首次看到以“刚愎他用”一词评论段祺瑞，感觉实在是概括地恰切无比。后来看到丁文江先生有言：“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徐树铮。”始知在北洋时代，就已有人以“刚愎他用”论段。

　　仔细想来，刚愎他用，实则是刚愎自用的一种异化形式。本质上，是因为性格乖张，易行偏激之事，容易被“他”所左右，而“他”与“自”融为一体，刚愎他用也就与刚愎自用无异了。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作为管理者，应慎戒之。

　　还有一种刚愎他用，更为多发。那就是自己无所主见，却被某种极端之论洗脑，无条件接受，自我封闭在信息茧房里，“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