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利某地的托儿所因为有家长迟到老师必须晚下班。有人建议通过罚款刺激家长准时接孩子。结果出人意料。不实施罚款的托儿所，家长行为没有改变。实施罚款的托儿所，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美国行为经济学家Sam Bowles说，这是因为有关方面误判人性，将原本的道德问题变为经济问题，导致原来一般自觉守时、因意外迟到的家长把罚款看作劳务费，干脆让托儿所多看会儿孩子。

　　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理性算计得失，并将此作为行为准绳的经济动物。但在疫情中美国人却展现了人性的另一面。有人积极募捐，为一线工作者提供口罩。有人在饭馆留下九千美元的小费，帮助自顾不暇的餐饮老板支付工资。有人宁可自己生计不保也会遵守居家令。还有，政府无法强制大众隔绝社交，但大部分人出于公德心都执行得很好。当然也有负面例子，如有人因新冠病毒仇视亚裔，令骚扰、伤害亚裔事件急剧增加，但这并不能给加害者带来经济实惠。可以说许多行为不是锱铢必较的理性思维说得通的。

　　Bowles指出，政府、企业制定政策、法令时，往往过分侧重惩恶而非扬善，过分强调经济刺激，忘了道德感、价值观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和推动力。疫情中对市场的经济刺激当然必不可少，否则研发疫苗、销售疫苗、推广接种无从实现。政府作为组织、领导、保护公共卫生的机制也不能缺席。但两者以外，激发同情心、慈悲感，甚至爱国情绪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疫情教会大家的是：没人能独善其身，相互信任，互相帮助才能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