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和四年未见的阿雄碰面，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终于落户了！”

　　十七年前，我和阿雄同一天入职一家深圳的公司。那公司距离市区六十多公里，依山傍水建了不少宿舍楼。我俩又分配到同一间宿舍，成了室友。我那时二十五岁，整天除了工作就是玩，尽情地领略南国风情；阿雄年长我九岁，整天被父母催婚。

　　谈婚论嫁，车和房都是很现实的“硬件”，自然不能如我一样，凭借年龄优势给对方画未来可期的大饼。准确地说，阿雄是在深圳无房。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某小城的发电厂，作为技术骨干，早就从单位手中以极低廉的价格买了一套阔气的大房子。有一段时间，我俩天天晚上下班后到市区找房、看房，阿雄好不容易选好了，却在交易时被户口问题绊住了。

　　深圳市政府当时有个规定：如果没有深圳户口，购房需要出具“人才证明”。我问阿雄，为啥不把户口从湖南迁到深圳，他说辞职时先前的单位不肯放人，扣住了他的人事档案，没有办理档案迁出，户口就动不了。阿雄央求公司出证明，人事部的办事员哈哈大笑：“不是人才，怎么能到深圳来？”阿雄拿着证明，赶紧把房子的事情办好，没多久就结婚生子，如今孩子都读中学了。

　　说回那个象征性的规定，实则体现了当时政府的某种风险预判：防止非刚需的炒房热。事实上，后来深圳在出台引导“房子只住不炒”政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阿雄告诉我，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才落户条件十分苛刻，幸好自己在五十岁的关口上从原单位调来了档案。望着眼前这个相交十七年的兄长，说到落户深圳开心得像个孩子，我为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