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因要为一部纪录片撰写脚本，笔者曾翻查过不少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版面，偏重于时政、评论、文艺副刊等内容。由于对经济是门外汉，故而对经济新闻版面往往一晃而过。

　　近日，翻阅《陈云年谱》，不经意间发现了两处与《大公报》有关的内容。一是一九五○年一月，周恩来将政务院《关于务须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给原国民党政府驻港机构人员的命令》抄送陈云，要他电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连登三天。

　　二是同年五六月间，陈云专门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抄录当年大中城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以研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问题。

　　这件事的背景是，当时农民急需棉布，有人建议适当降低棉布价格。陈云则看得更为长远，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将棉布价格降低几毛钱，更重要的做法在于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此，他想到要弄清楚剪刀差的机制与影响，《大公报》便成了资料库。

　　《大公报》“三驾马车”素来极重视经济工作，视作救国富民的根本之途。上世纪三十年代，每天的经济新闻版，不仅刊登外汇、证券、黄金交易信息，对于五金、棉纱、面粉、大米、杂粮、猪鬃等物资价格、走势都有记录与扼要分析。如“面纱尚平”“大米转滞”“五金萧索”“驼毛平动”等等，一目了然。此外，《大公报》还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合办《经济周刊》，刊登对经济专业问题的深度研究文章。

　　这些信息成为财经界进行投资贸易的重要参考依据。而时隔二十年后，这些依旧是经济决策的宝贵资料，摆到“红色掌柜”陈云案头。这也是《大公报》笔录历史的一种重要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