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列传》载，儒生辕固生得罪了汉景帝目前窦太后，太后便“使固入圈刺豕”，也就是斗猪。这不仅是侮辱，而且也危险。作家孙犁就此发过一番大概，大意是：自古以来，文人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姻缘。延安时期，有句奚落知识分子的话是“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文革”时代，又有不少文弱书生被发配去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略略想来，这方面例子确实颇不少。当年，下放到湖北的沈从文，到河南的何其芳，到黑龙江的丁玲，都幹过养猪的活儿。自然，科学家也不能幸免。“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后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也被勒令去猪圈。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最认真的当属何其芳，甚至系统总结了一套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他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诗人顾城十三岁随父亲下放到山东一座农场，养猪成了生活日常。拌饲料，烧猪食，喂猪，放猪，一个环节都不落。他给猪起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及至后来诗名大噪，他也曾一遍遍地讲述：“我是一个放猪的孩子。”有人质疑他的文学观点时，顾城答道：“我的猪会同意。”他还写过一首《大猪小传》，讽刺那种自我吹嘘的人。

　　生长于农村的莫言，养猪更是从小的必修课，当兵到部队后依然要养猪。《生死疲劳》里，人转世为猪后的那些细致描写，都得益于他的真实生活体验。

　　养猪难，杀猪更难。屠夫与作家，两种身份几乎有参商之差。林清玄年轻时，白天在屠宰场杀猪，晚上回到租住的小房子开始写作。谁能想到，那流淌出细腻优雅文字的笔，与鲜血淋漓的杀猪刀，曾握在同一只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