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在明朝是少数富贵人家才有的稀罕物。明代郎瑛在所著笔记《七修类稿》里有一则记载：“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虏人得而制之，以遗中国，为世宝也。”朋友霍子麒送给郎瑛一副眼镜，“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若圆灯剪然，可开合而折叠。”郎瑛很高兴，但置之眉间，发现并没有放大效果。

　　郎瑛先是认为眼镜“恐即《文选》中所谓‘玉珧海月’。及读《临海异物志》，载海月如镜，白色正圆，有腹无口，目可炙食……”后来又四处请教别人。诗人丰坊的解释是：“乃活大车渠（砗磲）之珠囊製之者，常养之怀中，勿令干死，然后可照字。”这个说法与“玉珧海月”其实大同小异。郎瑛觉得眼镜无实际用处，遂感慨：“宝之无用，不犹鼠之藏金乎？”不过，在书中留下一句：“书出而传之，博识者必有以告我。”其求索精神还是很可贵的。

　　眼镜品类很多，有近视镜、老花镜，也有只用来挡风沙或装饰用的平光镜。古时士大夫阶层，像沈括、徐光启那样重视自然科学的知识人不多。遇到问题，往往惯于从故纸堆里寻答案。郎瑛、丰坊莫不如是。但这也与当时的时代和地理局限有关，不能过分苛责他们坐井观天。

　　今人借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坐在家中就可洞观全球，非眼镜、望远镜可比。然有些人受困于（或者说“耽于”）信息茧房，自创了“有色眼镜”，将古籍当作一切文明的源头，甚至诞生了所谓“永乐大典学派”，将万有引力、蒸汽机都归结为《永乐大典》的启发。殊不知，盲目地贬损他人，并不能让自己更强大，反而暴露愚昧无知。文明贵在互鉴，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学习他人的长处，才是进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