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不仅做过上海《文汇报》的总编辑和社长、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而且是上海版《大公报》、香港版《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做过桂林版、香港版、上海版《大公报》的总编辑。一个人做过两份重要报纸，这样的人在中国报业史上确实不多。

图：徐铸成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和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之一，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亦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

 

建国后，徐铸成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记协常务理事、上海新闻学会顾问等职。

 

真言诤言，抬头喜见云开日。

 

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我国一代名记者、名编辑和著名评论家徐铸成于1991年以84岁高龄告别人世，在追悼会上有人送的一副挽联，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

 

在大公开启记者生涯
 

 

 

徐铸成幼年在家乡宜城镇小学读书，父亲每晚教他一段《孟子》，他聪颖好学，进步很快。1916年起，先后在宜兴、无锡、北京、保定等地求学，课余给几家通讯社投稿。15岁时考进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19岁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后进北京师范大学。因经济困难，经人介绍，到"国闻通讯社"当抄写员，成了半工半读生。20岁那年，他被正式委任为《大公报》记者兼国闻通讯社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1929年初，徐铸成调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因采写有关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介石）及陈济棠反蒋报道成绩优异，受到报社负责人的重视，被先后提升为驻汉口特派记者、香港版编辑主任，以及桂林版编辑主任、主持上海版。1933年，上海《大公报》创刊，任要闻版编辑，后任总编辑。

 

图为《徐铸成回忆录》，徐铸成交往极广，从高层政坛，到民间生活，都有接触和了解。他的回忆录，可谓一部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侧影记录。许多都是一手史料，常为学界参考引用。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弃守上海，随后南京也陷入敌手。南京失守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保自身安全，特地发出警告，不许将租界作为反日根据地，并警告所有华人报纸，应接受日本军方检查。在这个背景下，《大公报》坚持“决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迁址武汉，其他上海主流报纸如《申报》、《时事新报》、《立报》、《民报》等均宣告停刊，只有《新闻报》《时报》等少数几家报纸接受日方检查，继续维持出版。

 

停刊后，《大公报》上海版除少量留守人员外，大部分编辑和记者均遭遣散，徐铸成也在此列。徐铸成多年来一直在《大公报》工作，素无积蓄，骤然失业，一家六口（包括保姆和幼妹）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困苦不堪。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了。

 

当时沪上各大报纸相继停刊，急需一份宣传抗战、鼓舞市民斗志的报纸，《文汇报》在上海应运而生。当时，沪宁、沪杭铁路局高级职员严宝礼与几位朋友筹集了7000元资金，酝酿成立《文汇报》。《文汇报》没有印刷厂，想找《大公报》留在上海的设备印刷，徐铸成虽已离开报社，但还常找在《大公报》留守的同事交换新闻。就这样，徐铸成与来《大公报》接洽的严宝礼不期而遇。

 

1938年1月，徐铸成一位在《文汇报》担任国际版编辑的老乡储玉坤突然来访。储玉坤告诉徐铸成，他是奉严宝礼之命来请徐为报纸撰写社论的，每日一篇，题目和内容完全由徐自定，暂定每篇4元，一俟情况好转，即改为10元一篇。

 

正缺钱的徐铸成随即应承，并找来在家赋闲的老同事杨历樵，请他每月写10篇关于国际问题的社论。这样，徐铸成每写2篇，便有一天的空闲来构思和组织新的文章。

 

胡政之的决定投资文汇报
 

 

 

1938年2月，《大公报》上海版停刊后，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得知原报社成员徐铸成到《文汇报》为其写社评。该报发行人为英国人，可以不受日军检查，但文汇报馆资金不足，经营困难。

 

胡政之当即决定和《文汇报》合作，投资一万元，并派出徐铸成主持编辑部，原大公报成员王文斌任采访部主任兼编本市新闻。

 

《大公报》两位大将的加入，使《文汇报》坚持抗战的态度鲜明，受到人们欢迎。胡政之说：“我们投资的目的不在营利，只要它保持言论态度不变就好了”，《文汇报》在日军鼻子底下仍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这一切，既显示出《大公报》高层善于抓时机、灵活机智的工作魄力，也成为大公报人尽一切努力为抗战作出贡献的又一证明。

 

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日伪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文汇报》使用种种手段摧残迫害，经常投寄恐吓信，先后两次投掷炸弹进行威胁。徐铸成与报社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大义凛然，坚持抗日救国的爱国立场，每天照常编辑出版。他撰写的社论，针对投降卖国的民族败类，大张挞伐，发扬了正气，给孤岛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但汪伪汉奸与英国籍发行人克明勾结在一起，企图盗用《文汇报》名义为日伪统治做宣传工作。徐铸成、严保礼与总编马季良协商后，没有如莽行事，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巧妙引用"公司法"作为法律依据，吊销盗名的《文汇报》执照，宣布停刊，使日伪统治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重回大公辗转多地办报
 

 

 

《文汇报》的成功，使胡政之看到了徐铸成的才能，胡希望他回到《大公报》。1939年5月，由于发表抗日言论，《文汇报》被勒令停刊，徐铸成也就顺理成章地重回《大公报》做事，担任香港版《大公报》编辑主任。

 

随着战争升级，日军占领香港后，徐铸成于1941年12月离开香港，经广州、清远、韶关、衡阳，于1942年1月下旬到达桂林。这时桂林版《大公报》已经创办将近一年，报社设在七星岩后侧星子岩。星子岩为七星岩后侧独立小山，山有岩洞，可以安放机器房，还可为职工躲空袭警报。

 

徐铸成到来之前，胡政之已经在这里建立馆舍。根据徐铸成的回忆：“馆舍虽木结构，亦楚楚整齐。编辑部、经理部、工厂及职工宿舍，简单而完备，并有一小礼堂供酬应、集会之场所；平时可为职工业余文娱之地……”。

 

徐铸成则住在编辑部旁一间房内。虽然徐铸成住的是平房，但他的桂林朋友笑称他住的是二层楼，何以故？原来桂林《大公报》是建造在坟堆上的，下面还埋着不少无主孤骨。

 

当时桂林版《大公报》报馆虽然在星子岩，但在桂林城区，大公报设有营业处，采访部也在城区办公，因此，徐铸成必须经常到城区，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徐铸成仍能苦中作乐。多年后，徐铸成回忆他在桂林时期的生活：
 

 

 

“到了桂林后，几乎每星期至少要进城两次，大都为参加酬应，必至下午8点左右回馆。我那时年壮好饮，桂友每喜称为“香港酒家”，而三花酒的后劲实在是厉害的。是以每次酬应，最后必酩酊大醉。但精神的作用，往往是难以解释的。回到星子岩，没有别的选择，一是没有代步，必须一步一步走到。二是过了祝胜里，就一片漆黑，必须在祝胜里买好一盏纸灯笼，还要设法预备一枝粗木棍，以便在阴黑甚至泥泞中一步一点，过宪兵五团附近的小石桥，走过一段怪鸟桀格的悬崖峭壁下，最后到星子岩前的一段坟地，则有时还传来远处的狼嗥声。必须带一根木棍，除为了指路外，也兼以防身。到了报馆，往往鞋子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了。到10点半模样，工友把我叫醒，一把热毛巾，居然神志恢复，集中思想写社评和审阅稿件，直到天色微明（当时桂林的印刷条件是土纸、平版机，加上要等中央社最后一批稿子，等新闻检查处发回检讫稿同，等到看最后一版大样时，天色已大亮了）。”

 

徐铸成这段文字写得非常生动，直到如今，如果有谁愿意重走他当年走的这条路，过了六合圩，会发现路上情景与当年几乎一样，仍然非常荒僻，不同的是不会再有狼嗥声。

 

特色办报桂林版大受欢迎
 

 

 

桂林版《大公报》有两大特色，一是重庆版《大公报》子冈经常把重庆版《大公报》登不出来的内幕新闻寄给桂林版《大公报》刊登，桂林版《大公报》几乎每周刊登一篇子冈通讯；二是桂林版《大公报》的社评写得好，好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比重庆版开放许多，用徐铸成的话说就是“议论方针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重庆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渝版社评，保持独立思考”。

 

好的品质带来好的发行，徐铸成回忆说：“桂林版发行等于桂林各报之总和，日销达六万多份，不仅桂、湘、粤到处畅销，即与重庆等距离之滇、黔各地，亦几成桂版之市场。”

 

有一个事情可以看出当年桂林版《大公报》的影响力。有一次，徐铸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通话时才知道对方是蒋经国。蒋经国表示要到《大公报》拜访，徐铸成告之《大公报》处荒僻之地，无法通车。挂电话后，徐铸成亲自步行到城区励志社招待所拜访蒋经国，才知道蒋经国想在桂林版《大公报》发表他悼念赣南属上犹县长王后庵的文章，此后，蒋经国还在桂林版《大公报》发表了他悼念南康县县长王继春的文章。徐铸成说：“他这两篇情文并茂的文章，不先在《正气日报》刊出，而希望在桂林《大公报》发表，这也可反映桂林《大公报》影响之大。”
 

 

 

 

 

1947年，《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停刊，徐铸成等《文汇报》骨干四方奔走，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1948年9月9日，《文汇报》在香港复刊。建国前夕，徐铸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离港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铸成由港返沪参与上海《文汇报》复刊工作，6月21日上海《文汇报》正式复刊，之后并担任社长和总编辑。自此以后，就形成了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两家《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徐铸成在上海《文汇报》，满怀喜悦地宣传党和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地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邀约新闻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上，当康生把徐铸成介绍给毛泽东时，毛主席赞扬上海《文汇报》办得好，说："我每天首先看（上海）《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如果有空，再看别的报纸。"此语一出，举座皆诧，徐铸成一时也受宠若惊。随后，徐铸成被任命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苏联。他写了一系列文章，陆续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受到读者的好评。

 

徐铸成访苏回国后不久，政治风云突变，全国展开整风运动，他被错划成“右派”，被扫地出门，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中，徐铸成再次受到身心的摧残。但他能正确对待，爱党爱国之心不变，表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赤诚之心和一身正气。在此期间，徐铸成参加《辞海》及《汉语大辞典》的编写工作。

 

年逾古稀笔耕不辍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后，徐铸成虽年逾古稀，仍拿起尘封20多年的笔，恢复了文字生涯。

 

在以后短短的10年间，他在海内外结集出版的著作《新闻丛谈》、《新闻艺术》、《旧闻杂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新闻评论选》共18本著作，约300万字，内容有新闻业务、遗闻轶事、人物传记等等，其中有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徐铸成先后担任上海《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第一主任、顾问、上海市新闻学会顾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联合时报》社务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和讲学。

 

徐铸成一生写过不少重大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独家新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尤其撰写的评论、锋芒锐利、才思敏捷、文笔优美，不愧是我国一代名记者、名编辑和著名评论家。他早年采写的新闻稿、制作的标题、撰写的评论已成为我国新闻教学的教材，是我国新闻史页上一笔丰厚的财富。

 

1991年，徐铸成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与世长辞，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