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女子，虽然她一直把文学创作视为业余爱好，但在1930年代就因其充满灵气的创作而蜚声文坛，被称为“一代才女”。她不仅创作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还经常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京派报刊上发表评论，并为《大公报》编小说选，上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鼎盛与林徽因的各种文学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怪乎萧乾这样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编《大公报小说选》开风气之先

 

林徽因与《大公报》渊源颇深，不但林梁夫妇曾为《小公园》设计新的刊头，之后林徽因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关系则更为亲密。《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创刊。1935年9月起由萧乾主编，扩大为每周4期，更刊名为《文艺》，由《文艺副刊》和改版后的《小公园》合并而成。《文艺》副刊红极一时，不仅拥有全国文艺副刊中最广泛的作者群，而且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着名作家的“文学摇篮”。林徽因自《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那天起，就每一期逐篇细看，作为忠实读者常与主编萧乾探讨。她以《模影零篇》为总题创作的四篇系列小说《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全部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十周年纪念日，报社决定设立“大公报”文艺奖，表彰优秀文艺作品，开全国之先。《大公报》邀林徽因在《文艺副刊》、《文艺》刊出小说的基础上，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林徽因精选30篇小说，约24万字，为该书写了《序》，并对三十篇作品作了评点和总结。《文艺丛刊：小说选》由《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6月出版，1990年又由上海书店重印。
 

 

 

《大公报》社评主笔王芸生在介绍林徽因主编的《文艺丛刊：小说选》时认为，书里既有久不执笔的文坛先辈，也能发现后起之秀，“这不稀奇，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在中国新闻史上开风气之先，有别于一般的小说选集，它是文学与新闻联姻的产物，代表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水平。

 

 

提到林徽因，就不得不提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在自由自在的品茗或餐饮中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学问之美，追寻人生之乐。其中，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最具代表性。
 

 

 

说来蹊跷，“太太客厅”的得名，竟然源于林徽因与冰心的一点过节。

 

林徽因是一位才貌双全、个性鲜明的奇女子。早年曾留学欧洲、美国，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等皆有精深的造诣。1930年，她和丈夫梁思成由东北大学到北京工作，安家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幽静典雅，每逢周六下午，一些学术大家、社会名流，总会自觉地来到这块极其舒适雅致的地方，品茶闲聊，切磋学问。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是这里的常客，还有来北京访学的美国历史学家费正卿和费慰梅夫妇等外国朋友。每当聚首，林徽因是当然的中心，其广博的知识、灵敏的思维、严密的推理、流利的口才，以及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在场者皆为之折服。聚会中，他们的话题总是没完，大半天过去了，仍恋恋不舍，只能期盼下一次聚会早日到来。久而久之，林徽因的茶会就声名鹊起，为学界和文化界所侧目。

 

 

冰心对此则有另一种特殊的感受。冰心较林徽因大4岁，两人是福建同乡，祖辈之间就有一定的交往。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又是清华1923届的同班同学，且住同一宿舍，无话不谈。在美国留学时，他们也常一起旅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冰心和林徽因一样，才华横溢，早早就在文学界显露头角。所不同的是，林徽因基本按照自由文人的路径前行；冰心在经受了五四新潮的洗礼后，则逐步倾向革命，尤对问题文学情有独钟，时不时利用文学书写革命激情。在她看来，聚集在林徽因茶会的这些硕学鸿儒意志颓废，人生空虚，缺少革命激情和民族精神。于是她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叫《我们的太太客厅》。1933年10月17日晚写就，从27日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其中的一个片段如下：

 

“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德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地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到你，都如同看到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如此细微逼真、栩栩如生的描写，把太太客厅各色人等的龌龊举动和百无聊赖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批不食人间烟火、自命清高、精神空虚的所谓专家教授，在太太客厅过着一种与冰心这样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完全不同的异样生活。至于那位自命不凡的太太，是无法逃脱的罪魁祸首，应该无情鞭打。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不假思索地联想到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对于冰心的弦外之音，太太客厅的精英们更是明镜儿似的。
 

 

 

哲学家金岳霖就曾一针见血地言道：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说白了，就是冰心对太太客厅那批人的讥讽和调侃，其深层意思是在鞭笞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却毫无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林徽因读到冰心的这篇小说时，正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大同等地考察古建筑和历史文物，她究竟反应如何，至今还没见到文字记述。不过，她回到北京后，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陈年老醋。其心中的不满和激愤，于此皆明，而且手段巧妙：既显示了她的豁然大度，也让冰心酸味尽尝，颇难还手。
 

 

 

毫无疑问，冰心的这篇小说政治性多于个人恩怨。诚然，冰、林之间确有过节，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之根本在于，五四之后，冰心一类的革命文学青年崇尚激进主义，而林徽因、胡适、徐志摩等则追推崇个性解放、民主自由，这种政治上的分野，才是这篇小说出炉的真正原因。不过，小说的政治影响似乎不大，反而倒使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闻名遐迩，成为知识界、文化界渴望自由的文人们所向往的伊甸园。种豆反而得瓜，冰心的小说意外地为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做了一个大广告，愈益名声远扬。
 

 

 

 

“太太客厅”这样的文化沙龙，崇尚清谈，仅是闲聊，无目的、无功利、无利害冲突，更无个人欲求。

 

1933年11月，当时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萧乾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蚕》，引起了林徽因的关注。她通过《大公报》副刊主编沈从文，邀请萧乾来家做客。两人一见面，林徽因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
 

图：1933年11月，沈从文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林徽因是他十分信赖的作者之一。当时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大三学生的萧乾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蚕》，沈从文欣赏文章，爱惜文才，将之寄给林徽因。这封短信就是林徽因读后提笔写的复信。

 

林徽因的真诚和热忱，让萧乾消除了内心的恐慌，两人愉快地交流起来。更让萧乾惊讶的是，林徽因竟然能把小说《蚕》大段地背下来，且十分有学识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萧乾入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就这样，因为文字，萧乾和林徽因逐渐熟悉起来，并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在林徽因和沈从文帮助下，萧乾跟着走东转西，一起参加“读诗会”之类的家庭聚会，很快就成为京派作家群中的一员。在萧乾眼里，林徽因是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对文艺作品和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经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来不模棱两可。对于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萧乾每每折服于林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和鉴赏力。

 

除了凝聚学界朋友、奖掖后进，“太太客厅”还结交海外名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美国专家费正清夫妇，就是客厅的座上宾。1932年，酷爱中国文化的费正清和费慰梅特意造访中国，在北京举行婚礼。婚后，他们骑自行车遍游北京，突然在北总布胡同附近的一个小巷里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林徽因夫妇，一见如故，且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于是，费正清夫妇很快便成了太太客厅的常客，并通过梁思成夫妇结识了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此外，费慰梅还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找林徽因喝茶聊天。
 

 

 

费正清夫妇还帮助梁思成在美国出版他的名着《中国建筑史》，推荐他的论文在美国顶级刊物上发表，甚至为他们查找外文资料，邀请林徽因夫妇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帮助他们与海外建筑学界建立广泛的联系等。这种诚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