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季羡林不仅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且季先生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抒情散文《枸杞树》也发表在《大公报》。也是因为《大公报》，“文青”季羡林曾哀怨不已，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为您娓娓道来......

 

“文青时期”的哀怨

 

1934年1月1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一天对季羡林来说，却是满腔哀愤，一脸忧闷，“早晨十点才起。我知道这是过年了。”小伙子不都盼着过年吗？季羡林还是学生，除了感觉又大了一岁外，何以多愁？是“前天听说《大公报》致函吴宓，说下年停办《文学副刊》了”。这让季羡林心里老大不爽，“还真岂有此理”，季先生骂骂咧咧去了图书馆，看到的是景象是“却有去年滋味———冷清清。”
 

 

 

季先生的哀愁是文青的哀愁，季先生的幽愤是文青的幽愤。《大公报》取消“文学副刊”，让文学青年季羡林失去了一块园地了。秋风萧瑟，寒霜一阵紧似一阵，副刊是越发少了，季先生在日记中不免忍不住，恨意难消，“到现在，话又说回来，虽然我认为文副不成东西，大公报馆也不应这样办，这真是商人。”古今同慨，副刊纷纷裁撤，所剩有几？报刊“这真是商人”。《大公报》当年真如季羡林这声牢骚这般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事实果真如此？其实并非像季羡林先生想象的那样，《大公报》始终坚持“文人办报”的理念，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赢得大批文人学者的认可，已经由僻处华北一隅之地的报纸，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此时的《大公报》难道就打算放弃大量的忠实读者？轻易放弃优秀的“文学基因”呢？

 

原来，1933年9月23日，由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后，因为它注重文学创作，注重提携和培养文学青年，而且是每周出版两期，所以，很快就受到了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到了1934年年初，它已经彻底取代了吴宓教授苦苦支撑了6年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而独占鳌头。
 

 

图：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资料图）

 

 

 

在衷心欢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队伍中，也包括了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的青年学子季羡林。当时，他在周围同乡好友的激励和影响下，也时时产生创作的冲动。

 

1933年12月6日至8日，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抒情散文《枸杞树》。文章回忆了1930年夏，他第一次到北平考大学，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伴着院内一棵苍老的枸杞树，读书备考，做着理想之梦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他自认这是“一篇很有诗意的文章”，但是，写完再看，“总使自己都失望，诗意压根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把文章拿给李长之看，得到李长之的欣赏，竟然代其寄给了沈从文主编。
 

 

 

峰回路转“小夜曲”悠然奏响

 

12月26日，他看到了沈从文给李长之的回信，告之《枸杞树》稿子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写得很平淡，没有对文稿进行评说，这让季羡林感到有点失望。然而，美丽的希望也正在向他招手。意外的惊喜很快出现了：散文《枸杞树》不仅在12月27日和30日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了，而且，得到了文学圈内多人的好评。这极大地鼓舞了季羡林进行文学创作的积极性。
 

 

 

散文《枸杞树》的写作还是下了功夫的。它不仅学习了中国古典散文名家的结构布局，而且，借鉴了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的写作方法，正如季羡林自己所总结的：像谱乐曲那样，主旋律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盘点自己数十年来的散文创作时，他仍然深爱着他的处女作，他说：他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

 

“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

 

1934年夏，季羡林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回到家乡，应聘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教。不久，他又写了剧评文章《读〈梁允达〉及〈村长之家〉》，发表在同年12月8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发表散文《枸杞树》那样，署上自己的大名，而是像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样，署用了他的笔名“窘羊”。

 

使用“窘羊”这个笔名，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他虽然有了待遇优厚的教员职位，但是，当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北大派”与“师大派”互争地盘。济南高中的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他授意季羡林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北大派”的声威。季羡林对此不感兴趣，有违校长的旨意，于是，手中的饭碗也就不那么稳当了。当时，学校对新教员还是很“重用”的，其他国文教员每人教同一年级的3个班，而季羡林要教3个年级的各一个班，这样，他的备课量就大得多了。几种因素的夹击，他的处境还不够“窘”吗！
 

 

 

季羡林评论的两部作品，均为剧作家李健吾（1906—1982）创作的话剧。1934年10月，作为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名即为《梁允达》。

 

当年参与“创作文库”出版作品集的，有老舍、张天翼、沈从文、巴金、郑振铎、王统照等许多著名作家，季羡林单单撰写李健吾剧作的评论文章，那是因为他们既是校友，又是朋友。李健吾是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季羡林在校时，就曾与他有过交往。1934年春，李健吾在接编《华北日报》副刊时，就想到了特约该刊的老撰稿人、喜欢舞文弄墨的诸位学弟，继续为该刊撰稿。为此，他给他们发出了宴客的请柬，季羡林与李长之、吴组缃、曹葆华等清华才子，都应邀出席了晚宴。
 

 

 

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在为旧作撰写的《跋》中，说：读到自己的旧作，“宛如古旧书中夹的一片红叶，光华已失，而红艳未褪，使我顿生恍如隔世之感”。他说：“古今文人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往往有大刀阔斧加以砍伐者……我窃以为不可。我自己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除了个别篇内容重复太甚者外，一律收入文集，不加删削。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自己一生写作的过程和真相，决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如此看来，季羡林的这篇剧评文章就属于尚未找到的集外遗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