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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宗师张季鸾

2018-06-12 14:17:33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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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报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了时代,毛泽东说他“士林矜式,功在国家”,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作为一名报人获得诸多如此高的评价,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无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
 
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系“近代陕西三杰”之一(另两杰为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坚持以言救国,赢得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赏。
 
 
榆林季鸾公园凤凰阁
 
位于陕西榆林季鸾公园凤凰阁一楼的张季鸾纪念馆,开放于2016年8月16日,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序厅以民国历史为背景,用张季鸾的人物浮雕对其精神风貌加以展现。展室则以张季鸾的一生为主线,包含「多舛身世飘萍学子」「新闻报国两陷囹圄」「文人论政大公立言」「关注苏区报道中央」「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等板块。
 
 
纪念馆内的张季鸾铜像
 
纪念馆简约大方、古朴典雅,用实景再现等方法展示张先生的一生,传统资料和现代技术的相互应用,让人们对张季鸾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纪念馆一经开放,便吸引了各界名流、远近居民前来参观、瞻仰,追忆这位“报界宗师”。
 
 
纪念馆内的展板与文物
 
作为著名的新闻家、政论家、中国报人的杰出代表,张季鸾生前有一副文人的铮铮傲骨,敢说敢言。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之久,撰写稿件千余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们再一次与大家一同回顾报人张季鸾的“报业人生”。
 
心忧家国,明耻教战
 
 
理论文献题材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海报
 
张季鸾早年留学于日本,这一特殊履历令他对日本的国策、军情,都有相当的了解,且他“知日而不媚日”。加之长期积累的扎实学识、文采斐然的盘盘大才,使得他对于时局的把握与洞悉,往往有着独特的视角及超常的敏鋭。张季鸾留学日本的第二年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日期间,张季鸾利用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这成为他新闻救国的开端。
 
 
青年时期的张季鸾
 
在九一八之前,张季鸾从“朝鲜惨案”、“万宝山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中已经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1931年7月21日大公报社评《东北官民之重大责任》中,张季鸾呼吁在对待涉日事件上要密切关注,言行谨慎,他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三省官民,立于边防之第一线,故每一个人皆有重大责任!”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第一时间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张季鸾于次日便写就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并于二十日刊登。当时国内舆论对于事变尚不甚明了,张季鸾则明确指出:“迩者国难方排山倒海而来,国力则已届气虚极弱之境……今则事实俱陈,炮火相迫,再不觉悟,更待何时?……哀悼死难同胞,警惕未来变局,举国一致,以当大难。”
 
 
《大公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九一八之后,《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一是明耻,让王芸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从日本所遭受的耻辱;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六易其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誓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
 
抗战时期《大公报》六迁其馆
 
执笔三骂,斥蒋介石人生观之谬误
 
 
新记《大公报》创始人张季鸾(左一)、吴鼎昌(左二)、胡政之(左四)合影
 
在《大公报》的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张季鸾提出了“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彰显了张季鸾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也成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庄严承诺。有人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大公报》的“四不主义”
 
张季鸾的报业生涯中,无数次用其笔尖贯彻了“四不”的新闻理念,有人说张季鸾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他撰写的三篇被人称之为“三骂”的社评。
 
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张季鸾在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吴佩孚(左)、汪精卫
 
三骂蒋介石,这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人生观之谬误”,针对蒋介石“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指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蒋介石折服于张季鸾的出众文采、端正人品,对其礼遇有加,视为“国士”,《大公报》也成了蒋介石从办公室、到客厅、到厕所必备报纸。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
 
不偏不倚、力主团结
 
助解西安事变

 
《大公报》对于陕北红军的报道
 
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之下,张季鸾始终坚守《大公报》独立办报、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不偏不倚、力主精诚团结。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
 
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由《大公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范长江名声大振。
 

 
刊于大公报的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在回顾大公历史时,常会谈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大公报》发挥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张季鸾忧虑国难当头,事变可能引发内战,不仅百姓再陷水火,更会削弱中国实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于是在1936年14日至26日,张季鸾连续撰写了四篇社评,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最著名的一篇。在这篇传世之作中,张季鸾一方面对颠沛流离的东北军将士寄予无限同情:“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另一方面用主要的篇幅奉劝“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刊载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当即被国民政府翻印数十万份用飞机空投西安军界。

张季鸾所写之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
 
张季鸾的这篇社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言辞恳切。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曾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据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回忆,1988年他在台湾拜访张学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竟仍能背诵这篇社评。

《大公报》对重庆谈判的报道及社论
 
鲜为人知的是,《大公报》还是国共谈判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早在1941年5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在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
 
临终笔犹不缀,身后哀荣备至

暮年张季鸾影像
 
张季鸾暮年受疾病困扰,于病榻之上却仍笔耕不缀。1940年,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告日本国民书》,陈推荐张季鸾执笔。张季鸾以日本风格及日文于病榻写成,洋洋洒洒近万言,蒋介石阅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飞机撒向日本主要城市。1941年5月,就在张季鸾于病况渐深之时,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最佳新闻服务奖”颁给大公报。颁奖辞中赞扬大公报“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这一崇高荣誉,浸透着张季鸾的心血。

1941年,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张季鸾(左五)、于右任(左三)在庆祝会上
 
逝世前不久,张还坚持在病榻之上为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1941年7月7日,他写下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文中殷殷嘱吁:“现在敌伪猖獗,江海沉沦,国耻日深,亟待昭雪,而战时经济之变动,需要吃苦者更多,故需要大后方及海外各界同胞一致努力者亦更切。”文章最后,张季鸾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这是他一生所写几十万字社评中的最后九个字。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走完了他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发去吊唁,毛泽东主席特致唁电:“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致《大公报》社唁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张季鸾公祭大会,灵堂中央为蒋介石题写挽联
 
1941年9月26日,《大公报》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吊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前往吊唁。张的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灵堂中央,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次年4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三千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蒋介石吊唁张季鸾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
 
 
西安杜曲的张季鸾墓
 
1942年,在公祭典礼之后,张季鸾的遗体被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当时,各界名流亲临追悼吊唁,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发来吊唁的信电成堆成堆地摞着。据记载,当年的陵园占地40亩,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文革之后,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后来甚至在墓旁建立了养猪场和砖场,不仅令其后人伤心,也让祭拜者怆然泪下。
 
 
迁至榆林的张季鸾墓
 
可喜的是,2014年8月12日,张季鸾先生的遗骸回归了故里榆林,墓址在榆林城郊3000多亩的生态园林“季鸾公园”。如今,张先生的墓冢清新、宁静、祥和,心怀崇敬的人不时来到这里瞻仰。

张季鸾墓园前的张季鸾像与大公报浮雕
 
张季鸾先生不仅是大公精神的淋漓体现、是中国报业的一段传奇,更是“言论报国”的突出榜样、后辈出版人永远的学习楷模,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文人的爱国精神更待我们体会与延续。
责任编辑:史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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