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报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了时代，毛泽东说他“士林矜式，功在国家”，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作为一名报人获得诸多如此高的评价，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无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来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

 

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系“近代陕西三杰”之一（另两杰为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坚持以言救国，赢得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赏。
 

 

 

位于陕西榆林季鸾公园凤凰阁一楼的张季鸾纪念馆，开放于2016年8月16日，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序厅以民国历史为背景，用张季鸾的人物浮雕对其精神风貌加以展现。展室则以张季鸾的一生为主线，包含「多舛身世飘萍学子」「新闻报国两陷囹圄」「文人论政大公立言」「关注苏区报道中央」「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等板块。
 

 

 

纪念馆简约大方、古朴典雅，用实景再现等方法展示张先生的一生，传统资料和现代技术的相互应用，让人们对张季鸾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纪念馆一经开放，便吸引了各界名流、远近居民前来参观、瞻仰，追忆这位“报界宗师”。
 

 

 

作为著名的新闻家、政论家、中国报人的杰出代表，张季鸾生前有一副文人的铮铮傲骨，敢说敢言。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之久，撰写稿件千余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今天，我们再一次与大家一同回顾报人张季鸾的“报业人生”。

 

心忧家国，明耻教战
 

 

 

张季鸾早年留学于日本，这一特殊履历令他对日本的国策、军情，都有相当的了解，且他“知日而不媚日”。加之长期积累的扎实学识、文采斐然的盘盘大才，使得他对于时局的把握与洞悉，往往有着独特的视角及超常的敏鋭。张季鸾留学日本的第二年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日期间，张季鸾利用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这成为他新闻救国的开端。
 

 

 

在九一八之前，张季鸾从“朝鲜惨案”、“万宝山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中已经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1931年7月21日大公报社评《东北官民之重大责任》中，张季鸾呼吁在对待涉日事件上要密切关注，言行谨慎，他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三省官民，立于边防之第一线，故每一个人皆有重大责任！”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第一时间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张季鸾于次日便写就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并于二十日刊登。当时国内舆论对于事变尚不甚明了，张季鸾则明确指出：“迩者国难方排山倒海而来，国力则已届气虚极弱之境……今则事实俱陈，炮火相迫，再不觉悟，更待何时？……哀悼死难同胞，警惕未来变局，举国一致，以当大难。”
 

 

 

九一八之后，《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一是明耻，让王芸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从日本所遭受的耻辱；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六易其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誓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

 

 

执笔三骂，斥蒋介石人生观之谬误
 

 

 

在《大公报》的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张季鸾提出了“四不主义”的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彰显了张季鸾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也成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庄严承诺。有人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张季鸾的报业生涯中，无数次用其笔尖贯彻了“四不”的新闻理念，有人说张季鸾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他撰写的三篇被人称之为“三骂”的社评。

 

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张季鸾在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好为人上，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中，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
 

 

 

三骂蒋介石，这也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人生观之谬误”，针对蒋介石“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指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蒋介石折服于张季鸾的出众文采、端正人品，对其礼遇有加，视为“国士”，《大公报》也成了蒋介石从办公室、到客厅、到厕所必备报纸。
 

 

 

 

 

 

在“四不主义”的方针之下，张季鸾始终坚守《大公报》独立办报、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不偏不倚、力主精诚团结。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

 

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由《大公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范长江名声大振。
 

 

 

在回顾大公历史时，常会谈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大公报》发挥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张季鸾忧虑国难当头，事变可能引发内战，不仅百姓再陷水火，更会削弱中国实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于是在1936年14日至26日，张季鸾连续撰写了四篇社评，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最著名的一篇。在这篇传世之作中，张季鸾一方面对颠沛流离的东北军将士寄予无限同情：“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另一方面用主要的篇幅奉劝“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刊载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当即被国民政府翻印数十万份用飞机空投西安军界。

 

张季鸾的这篇社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言辞恳切。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曾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据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回忆，1988年他在台湾拜访张学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竟仍能背诵这篇社评。

 

鲜为人知的是，《大公报》还是国共谈判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早在1941年5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在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

 

 

张季鸾暮年受疾病困扰，于病榻之上却仍笔耕不缀。1940年，蒋介石命陈布雷写一篇《告日本国民书》，陈推荐张季鸾执笔。张季鸾以日本风格及日文于病榻写成，洋洋洒洒近万言，蒋介石阅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飞机撒向日本主要城市。1941年5月，就在张季鸾于病况渐深之时，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最佳新闻服务奖”颁给大公报。颁奖辞中赞扬大公报“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这一崇高荣誉，浸透着张季鸾的心血。

 

逝世前不久，张还坚持在病榻之上为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1941年7月7日，他写下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文中殷殷嘱吁：“现在敌伪猖獗，江海沉沦，国耻日深，亟待昭雪，而战时经济之变动，需要吃苦者更多，故需要大后方及海外各界同胞一致努力者亦更切。”文章最后，张季鸾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这是他一生所写几十万字社评中的最后九个字。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走完了他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发去吊唁，毛泽东主席特致唁电：“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致《大公报》社唁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1941年9月26日，《大公报》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吊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前往吊唁。张的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灵堂中央，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次年4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三千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1942年，在公祭典礼之后，张季鸾的遗体被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当时，各界名流亲临追悼吊唁，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发来吊唁的信电成堆成堆地摞着。据记载，当年的陵园占地40亩，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文革之后，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后来甚至在墓旁建立了养猪场和砖场，不仅令其后人伤心，也让祭拜者怆然泪下。
 

 

 

可喜的是，2014年8月12日，张季鸾先生的遗骸回归了故里榆林，墓址在榆林城郊3000多亩的生态园林“季鸾公园”。如今，张先生的墓冢清新、宁静、祥和，心怀崇敬的人不时来到这里瞻仰。

 

张季鸾先生不仅是大公精神的淋漓体现、是中国报业的一段传奇，更是“言论报国”的突出榜样、后辈出版人永远的学习楷模，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文人的爱国精神更待我们体会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