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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战——“大公剧团”与《大公报》

2018-08-16 14:13:00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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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经营理念不拘一格、颇有特色,一边努力办好报纸,一边兴办各项事业,通过文艺宣传,不断扩大报纸的影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汉口期间,曾组织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公剧团”,首演抗日名剧《中国万岁》。

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

 

图:《大公报》多次易馆,坚持“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加快侵华的步伐,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率编辑主任王芸生、曹谷冰等坚持“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毅然举馆搬迁,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出版。

《大公报》经营理念不拘一格、颇有特色,一边努力办好报纸,一边兴办各项事业,通过文艺宣传,不断扩大报纸的影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汉口期间,曾组织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公剧团”,首演抗日名剧《中国万岁》。

抗战初期的武汉,成为内地文化活动的中心。从平、津、沪以及东北各地来的知识分子也都汇集于武汉三镇。那时正值抗战高潮,群众爱国激情高涨。《大公报》主动发起了救济受伤将士的运动,代收捐款,随时转送红十字会应用。“大公剧团”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图:张季鸾主办《大公报》期间,邀约、吸引和召唤社会各界人士,以文笔为武器,用思想去启迪、唤醒国人,抵御侵略,保家卫国。

文化抗战   “大公剧团”筹募款
 

 

图:《大公报》为《中国万岁》话剧登报造势。

成立“大公剧团”出自总编辑张季鸾的主意,皆因“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而大公人不但用笔,还想借用文化渠道,来为抗战服务。

任上海《大公报》影剧副刊编辑的马季良,笔名唐纳,曾是电影界活跃分子,1936年应聘参加了《大公报》上海馆,任影剧副刊编辑,发表过许多影评文章,上海“8.13”战事以后,马季良也来到了武汉,受张季鸾之托,筹备了“大公剧团”。马季良首先着手编写题为“《中国万岁》的剧本,这原本是他1937年3月前往游击战区——冀察边区采访回来后就酝酿的剧本,所以只经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就编写完毕,与此同时,在他的操作主持下,演职人员一应俱全。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凌鹤担任导演,舒绣文担任女主角,饰演邓娣安,罗启戈由唐宝心饰演。

 

图:“八·一三”抗战爆发,唐纳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于东部战场。

1938年5月12日,话剧开排前,《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曹谷冰在汉口普海春餐厅举行茶会,招待戏剧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阳翰笙、孙师毅、马彦祥等六十余人。张季鸾在会上阐述发起救济伤员募款公演之缘由和倡办“大公剧团”的意义。演出除售座券外,还售“荣誉券”,每张单价国币一百元。

茶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张季鸾与王芸生过江赴武昌郭沫若住处探访,希望郭先生对“大公剧团”演出给予支持,并邀请郭沫若届时出席话剧《中国万岁》的首演式。

观众如潮   掌声如雷贯耳

 

图:《中国万岁》剧照

1938年6月16日汉口维多利亚纪念堂的灯火亮得耀眼,纪念堂门口人头攒动,喧闹异常,卖报童们边发传单边吆喝着,“买荣誉券,看国防剧,爱国抗敌!”其实无需他们宣传,热情的观众早从下午4点就排队候票,不多时,剧场里已聚满来宾。“大公剧团”制作的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就在这里首演。

晚上8时整,《大公报》汉口馆编辑主任王芸生致辞,他指出此次公演的目的,一是募捐救护伤兵,二是为了扩大对抗日的同情与拥护。随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出席活动的郭沫若走到台前发表汫话,对“大公剧团”公演话剧《中国万岁》表示极大的欣慰。他用激昂的声调呼喊,“这表示中华民族除了有抗战力量,还没有忘记创造文化,更表明了建国不忘抗战,抗战不忘建国。”郭氏以极壮烈的声音呼喊道:“今天的演戏,我们认为是在庆祝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万岁!!”


 
图:郭沫若曾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开始了。这个剧要向人们说明的是:生活在向上和坠落交叉点上的人们,民族的火焰可以照得他们发光,抗战的洪流可以洗得他们纯洁,战后成为中国的好儿女,争取胜利的真战士。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丝丝入扣、感人肺腑,尤其是舒绣文饰演的邓娣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邓娣安战后高呼“中国万岁”时,全剧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闭幕。此时,“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的歌声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久久激荡。

此次公演延续四天,6月19日是“大公剧团”演出的最后一天,因为是星期天,共演日夜两场,两场都观众爆满。在晚场音乐节目前,仍由王芸生致闭幕词。他除了简要地总结演出情况外,还以“马革裹尸还”的精神激励在场观众,乃至全中国儿女。王芸生的致词不断被鼓掌声、口号声打断,整个维多利亚纪念堂响彻“打倒日本强盗!”“中国万岁!”的口号声。

救国先救人   救人先救心

 

图:“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举办的《赈济各省灾区联合公演》

第二天,王芸生为《大公报》汉口版撰写社评,进一步表述了他的想法:“斯巴达女士送丈夫出征,说:去吧,要么带着盾牌归,要么睡在盾牌上归。这就是‘马革裹尸还’的精神,但还不够,更需要有‘前仆后继’的精神。我们所公演的《中国万岁》,便是阐扬这种精神。邓娣安在她丈夫战死沙场之后,立刻拿起她丈夫的手枪,继续与敌相拼,以至胜利的到来。这是中国女儿的一个新典型。斯巴达女士鼓励丈夫去死,我们中国女儿更要鼓励丈夫去死。这是‘前仆后继’四字的具体解释。现在已是我们保卫抗战的重要关头,中国的儿女们!我们要用前仆后继的精神,杀强敌,卫祖国!”
 

图:抗日战争期间,王芸生在武汉、重庆协助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

“大公剧团”此次公演从6月16日开始,至6月19日结束,四天之内共演出七场,门票收入一万四千余元,全部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演出费用3,000元由报社捐助。

《大公报》极为重视抗日卫国、救亡图存中的文化思想传播、舆论宣传导向,发挥了振作国人抗战精神和启迪民众心理的巨大作用。张季鸾认为,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这个心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必须用文化宣传思想激励方式去唤醒、鼓舞、铸就。

从武汉撤退后,“大公剧团”到重庆继续演出,盛极一时,一票难求。虽然随着日军铁蹄步步紧逼,《大公报》又辗转搬迁到了桂林,香港等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多次易馆,“大公剧团”很遗憾未能办下去,但它在鼓舞鼓舞军民团结抗战,起到了不小得影响。

责任编辑: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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