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出身豪门望族，却走上革命道路，一生清贫，无欲无求。她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位知名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同时，她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她的《美国通讯》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她是十四位记者代表中唯一的女性。

杨刚的一生都在奔波中度过。她的话不多，但善于雄辩。她有一个女儿，但是与其团聚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她用火一样的热情燃烧自己的生命，点亮他人心中的明灯，点燃新中国革命的火种；她以短短的一生，为革命史、文学史和新闻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杨刚，原名季徽，家中排行老七，1905年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杨刚继承了母亲的果敢、父亲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开明的家庭、严厉的家教、迂腐的私塾和动荡的年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杨刚童年的生活画面。

1922年，杨刚进入英文授课的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改名杨缤。在“葆灵”几年中，杨刚已经开始写作，曾用笔名贞白、李念群、左洛伊、杨刚全，是学校公认的才女。杨刚在入校后不久接受了洗礼，但“五卅惨案”的发生动摇了杨刚对基督教的信任。动荡的年代没有使她迷乱，反而让她认清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坚定了为人民奋斗终生的信念。

1928年秋，杨刚免试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当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清华燕京支部，作学生工作，兼作农民工作。1930年，杨刚在五一反内战示威游行活动中不幸被捕。她是这次游行中被捕的唯一的女性党员，但却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坚强革命意志。夏衍曾给杨刚下过一个评语，称她为“浩烈之徒”。

1933春前往上海，杨刚投奔胞兄杨潮，结束了这段在北平战斗的年轻时代。同年，杨刚应邀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斯诺的助手，编译一本当代中国新文艺作品选集《活的中国》，负责推荐和翻译工作；同时用英文写了《日记拾遗》，收进该选集，署名“佚名”。后翻译成中文改名为《肉刑》，于1935年4月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她还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上发表了《肉刑》、《殉》、《爱香》、《母难》等短篇小说，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杨刚的创作十分注重对人物生活环境的细致描写，着重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状态。

1936年10月，杨刚被介绍到《大众知识》担任编辑职务。在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境与真》一文，讨论文学作品的境界与生活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大众知识》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杨刚在上面发表的新闻性通讯和评论也仅各两篇，但已经足以证明，杨刚具备了成为一名出色记者的潜质。

1938年，杨刚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她把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传达给全世界人民。而杨刚的文学创作也展现了一次高潮，撰写大量散文，出版了散文集《沸腾的梦》，其中一些篇章还被权威人士建议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其后出版的历史小说《公孙鞅》、长篇小说《伟大》、政治讽刺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均是她在这一时期的杰作。

1939年9月1日，杨刚正式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接替萧乾，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在她的主持下，两个副刊增加了来自敌后游击区作家的战地生活报告等内容。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

除了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歌颂敌后军民的感人事迹之外，杨刚在主编《文艺》副刊期间，还敢于大胆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腐败黑幕。

1939年10月，《文艺》藉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之机，在香港文艺界发起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民族文艺”一度成为了香港文艺界的热门议题。一年后，杨刚发起“反对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再次在香港文学界引起了更为热烈和广泛的反响。另外，她负责的《学生界》副刊特别重视关注香港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通过互动的方式将副刊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再拉近。

杨刚这块好钢在担任副刊主编的这两年零九个月里，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刻写了一段难以抹去的历史。杨刚的文字、工作方法与工作热情，至今仍值得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她与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人士由周恩来安排营救离港，1942年6月抵桂林《大公报》，继续编《文艺》版。

杨刚的记者工作，大约由1942年7月开始，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与澳洲记者贝却敌到东南前线战地采访，作为战地记者，她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发出新闻通讯十余篇，反映国民在日寇铁蹄下悲惨状况，大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中国必胜理念，前方将士英勇拼命杀敌的精神。这一系列的报道，载于《大公报》重庆及桂林版，在读者中激发起抗日决心。

1943年，《大公报》任命杨刚为外交记者，兼《文艺》版主编。她的主要精力放在外交记者工作，她的才华引起周恩来关注，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杨刚以《大公报》记者身份，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记者来往，从事国际关系工作，她一口流利英语，谈笑风生，外国人士喜与她交往，她的表现受到周恩来赏识。

1944年，杨刚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学习。1945年3月，杨刚接受美国自由世界协会邀请，到美国南部考察旅行。从美国南部回来后，杨刚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此后，她以特派记者身份出席美国总统杜鲁门记者招待会，成为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女记者。她的报道亦比较透彻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趋向，使她成为名记者，“美国通讯”也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

1948年8月，杨刚从美国归来，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推动《大公报》走向人民阵营。杨刚住到总编辑王芸生的上海家中做工作。接着杨刚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天津解放后进驻天津《大公报》，担任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随后将其更名为天津《进步日报》。上海解放，杨刚再次随军南下，主持了解放后上海《大公报》的工作。

1949年10月1日，杨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二十四小时后，用激昂的文字写下《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1950年杨刚获任外交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后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一九五四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同年四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外交工作一切从“零”开始，杨刚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协助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谋划策，深受器重，后转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在中美谈判期间，杨刚凭借对美国社会、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运行机制的深刻了解，对美国政治经济的透彻分析，成为周总理指挥谈判的重要依据。

1955年春，杨刚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成为《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

1957年夏，杨刚参加整风反右运动，6月9日以“金银花”的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同年10月7日突然告别人世，享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