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的周末，1934年1月7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开山之作《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与读者见面。作者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

图：“星期论文”的第一篇开山之作《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著名学者胡适主笔。

在该文中，胡适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报纸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报纸的趋势有两点最可注意：第一是点句的普遍；第二是白话部分的逐渐增加。这两件事其实只是一件事，都只是要使看报人容易了解，都只是要使报纸的文字容易懂得。”他多有赞许地写道：“今天（5日）晚报的福州专电说，福州的人民政府已把一切公文都改用白话加标点符号了。这是自然的趋势，迟早总会全国实行的。”

胡适也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图：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后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胡适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

不过，胡适同时对当时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们睁眼看看世界，今天还有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文报纸用死文字的吗？”“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图：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而胡适此时批评“死文字”、“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并将矛头指向报纸，实际上是特有所指。当时胡适对学衡派主将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非常不满。他在1933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前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般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

正因此故，而有了上面的批评。对于胡适的批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中谦虚地接受，并承诺道：“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

胡适“星期论文”的最早倡议者之一，也是最积极的作者之一。在《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发表整整19周年之后，1953年1月7日，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上回忆道：“《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刊所采用。”

图：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后世尊称其为“报界宗师”。

1933年年底，张季鸾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北平东兴楼宴请文化教育界人士数十人，为即将开辟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抵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

“星期论文”评论时局，臧否时事，普及知识，探讨学术，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据《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辟吸收知识的园地。”

加入“星期论文”的作者既有胡适、梁漱溟、傅斯年、蒋廷黻、梁实秋、陈衡哲、茅盾、老舍等文史哲领域的顶级权威，亦有竺可桢、范旭东自然科学家；既有张奚若、蒋百里、费孝通这样在政治、军事、社会学领域的泰斗，也有孙科、陈立夫等政界要员。无分政治立场，单看术有专攻，涵盖各个学科，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包容并蓄的气度和胸怀。

图：老舍原名舒庆春，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是《大公报》副刊灿若群星的作者队伍中的一员。老舍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又恰恰与《大公报》的历史播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胡适1934年12月2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

傅斯年同样是“星期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为 “星期论文” 共写了22篇，占总数的３%左右。譬如在1934年11月25日发表的《政府与提倡道德》一文中，傅斯年直言：“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而屏弃之。”文中探讨了公德与私德的关系，批评了当时某些政客的虚伪。

图：傅斯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胡适刚被被聘为文科教授时，由于其创新思想，不讲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让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思想造反”，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傅斯年挺身而出，给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傅斯年继续写道：“政府若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

著名教育家张元济也是“星期论文”的作者，并且也是胡适的挚友。1937年9月12日“星期论文”了张元济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该文亦首先直陈时弊：“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

图： 著名教育家张元济也是“星期论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发表于1937年9月12日

张元济分析认为，这是当时教育“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而造成的。他继而提出，“德育为万事根本”，如果“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所以，为人师者“非有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断断负不起这个重任”。

图：中研院院士选举后胡适（左）与张元济（中）、朱家骅（右）。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大公报》老报人周雨在《大公报史》一书中，引述另一位《大公报》老报人方蒙的统计，从1934年至1949年的15年间，“星期论文”共计发表750篇文章，出自200多位作者之手，当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其中发表15篇以上的，有胡适、傅斯年、陈衡哲、陶孟和等人。《大公报》俨然成为大学问家们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