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文韬

　　十四年抗战对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经过抗日战争，中国的国民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二是爱国主义的增强。”自“九一八事变”后，创建于1902年的《大公报》全力投入抗战新闻报道，十四年里，创造了辉煌业绩。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其颁奖词称：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而在1931年至1941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汇成巨流，在东亚战场，中国孤军奋战抵抗日本侵略长达十年。《大公报》1941年获得重要新闻奖项，预示了全球舆论环境转变，也侧面证明了中国抗战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的形成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以上就是我们创作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的出发点。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如何从新闻史的角度认识抗战对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国族意识”的塑造，二是如何从新闻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抗战对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

　　一、立足《大公报》抗战新闻史

　　以下简要叙述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的新闻史理论与文献基础。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共策划制作六集，其1-4集的分集名称分别为：《明耻教战》、《中国西北角》、《迂回在生死线上》、《我们割稻子》，讲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十年抗战的重大历史事件进程及其影响;其5-6集的名称分别为：《银风筝下的记忆》、《日本投降矣》，讲述了1941年-1945年中国民众、军队、政府和新闻记者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参与和见证。这个叙事框架，既吻合中国十四年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当年《大公报》编辑部在新闻实务工作中的侧重点和编辑部视野。

　　第一，新闻即历史

　　从现代新闻传媒的特征入手，新闻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接近性，因此，新闻报道本身就具备历史记录的价值。而《大公报》秉承的新闻观，是自维新变法以来，近代一些史学家、报人和政治活动家始终强调的观念，其核心就是“新闻即历史”。如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指出：“ 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精神。”至李大钊，则专门就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在《报与史》一文中指出：“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主义”，延续了“文人办报”、“史家办报”的近现代传统，其新闻社会责任理念的形成，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第一集以《明耻教战》为题，叙事的主要事件是自1932年1月起，连载了两年半的时任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该专栏实为一项历史研究，作者运用了档案、文献等材料，梳理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不加剪裁，纯任文献自身说明真相”。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历史背景下，这项“旧闻”整理，产生了非常重大现实的影响——揭示出日本对侵略中国是长期蓄意，且由来已久。

　　《大公报》秉承的新闻史观影响深远。如，在《大公报》工作过的徐铸成先生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闻界为彰显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多次提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继承发扬前辈“新闻即历史”的观念，强调新闻的社会责任担当。

　　为了进一步突出“新闻即历史”，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第二集《中国的西北角》着重讲述了中国调查记者的先驱——范长江先生对于抗战大后方中国西北地区的深度调查报道——《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该报道是范长江先生历时一年多调查采访形成的系列通讯，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时局状况，报道涵盖了各地从社会上层至底层的各色人物，深入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于中国抗战方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不仅具有社会史记录和影响时政的分量，还以切身的观察，从“民史”的角度，如实公开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长征的情况，既让当时的人们获得了对红军的正确认识，也以第一手采访构成了有关红军和长征的宝贵历史文献。范长江先生为国统区第一位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记者，积极参与“西安事变”解决，参与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以其对于“新闻即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事件的深度参与，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新闻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第三集《迂回在生死线上》，是对一系列战地记者和战场新闻报道的回顾，通过战场寻访、情景再现、历史图片等，再现战地记者所记录的抗战细节，让观众通过新闻回到“现场”。就新闻记者的战场报道与官方后来披露的文件、档案、电文和情报等对比而言，战地记者的现场报道偏重于“民史”的角度，其特点是注重对战争中的普通人、特定的场景、战争细节的描述，“所见即所得”，往往不足以支撑对战争全貌或某个战役的全面描述，然而，唯其细节的真实，却往往弥补了官方材料的粗疏，给人们留下有关战争的真实记忆。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关注战地记者故事，突出战场新闻的价值，填补了以往抗战史研究的空白。

　　对于战地记者的责任价值，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当时这样说：“国家民族的境遇，战地记者看的最清楚，军民做牺牲，城镇成焦土。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来认识自己，从历史的高度来衡量和要求新闻工作，从而使易朽的“新闻”延续了“史家精神”。这就使得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具有良好的创作基础——我们忠实于过去的新闻报道，“纯任新闻报道自身说明问题”，以此形成了《大公报》抗战时期新闻史影像构建的基础。

　　第二，新闻即态度

　　实际上，新闻媒体也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时事特征和现实意义，并不仅仅是“为历史而新闻”。可以说，任何新闻媒体都是“有态度”的。这些态度，经常集中体现在新闻媒体所刊发的议论、评论、社论以及所推崇的文艺作品等方面。

　　抗战时期，《大公报》秉承“文人办报”传统，自觉地将“新闻抗战”、“文艺抗战”融入到“文化抗战”的洪流中，体现出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和不息的战斗精神，虽然遭受战乱影响，数易馆舍，但发行量不减反升，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这进一步说明，《大公报》所彰显的这些“态度”，同时也是抗战时期国民的主流心理和精神之所系。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通过对1931年-1945年《大公报》刊发重要言论的梳理，揭示出十四年抗战中普通民众所经历的心路历程。1931年底江桥抗战失利后，张季鸾撰文道：“黑龙江不保，是全体国民的责任，马将军没有罪过。虽然中国今天处在最危险的时刻，但有一个绝对前提：外患必御，国土必守。历史上亡国的事情多了，但断然没有拱手揖盗的。”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大公报》评论说：“日本的宗旨，是让中日两国同毁同尽。华北军民，只有背水一战，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子孙后代留生路!”1937年12月淞沪抗战失利后，《大公报》评论说：“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及至1941年，《大公报》固然已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年度“最佳新闻服务奖”，然汪伪投降、日军轰炸、国际孤立，中国抗战内忧外患困难重重，8月，王芸生撰写了一篇小文“我们在割稻子”，用生动有趣的行文，体现了峰回路转、抗战必胜的信心。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第四集《我们在割稻子》正是用这样一个细小的切口，对相持阶段抗战的复杂进程进行讲述，展现了汪伪的投降、蒋帮的无能、民众的决心以及中共的努力等多个侧面。

　　作为报纸重要言论阵地的副刊，在影片中也得到认真梳理。纪录片着重梳理了《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共两处报馆的副刊，对当时的“抗战文艺”、“抗战文化”进行挖掘，以揭示当时民族精神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

　　第三，新闻即影响

　　同样的，新闻报道以其公开性、开放性和广泛性而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极大影响，作为抗战时期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大公报》对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范围内，又如何顺应了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发展，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做出了哪些贡献?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以两集的篇幅侧重讲述了《大公报》的国际报道和国际影响。第五集《银风筝下的记忆》从空战、延伸到打通滇缅路、派出远征军，讲述了中苏、中美、中英在不同时期的作战协同，揭示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形成的推动作用。第六集《日本投降矣》对太平洋战争主要经过、日本投降情况和战后国内外形势变化进行新闻回顾，体现了中国媒体对国际重大事务的参与和影响。

　　十四年抗战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同时，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打下基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通过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回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影响迄今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这一重大的“胜利成果”，乃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赢得的，“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四年的抵抗，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二、创新运用文献纪录片的影像手段

　　视频是一系列静态影像的连续播放，因为形成了平滑连续的播放效果，所以又被称为动态影像。纪录片是视频的一种常见类型，立足于真实生活，表达真实的故事。文献纪录片或者说文献片(docudrama)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documentary )又稍有不同，后者是纪实性的纪录，前者可以采用更为戏剧化的方式，来讲述距离现实比较远的故事。但文献片(docudrama)并不包含虚构的元素，而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大公报》的抗战新闻史是一段距离现实比较远的故事，在确保尽可能真实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得到戏剧化、艺术化的呈现?常用的手段无非包括对于历史影像的收集，包括图片、视频及其他视觉元素，例如文件、档案或其他材料，同时也会借助纪实性拍摄，在跨越时空后借助现实来想象并回顾历史。当然，也少不了电影化的方式，例如，采用人物场景再现或故事情景再现。

　　本片讲述的对象是《大公报》，是一份报纸，而报纸以其版面、文字和图片，表现为十分典型的静态图像特征，这就给这部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挑战。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必须以平面化、静态化的报纸为故事主角，讲述一个连续的、平滑的、动态的故事。要完成这样的影像构建，就必须深入地分析报纸的版面语言，了解版面的构成、编辑思路，以及其平面组合形式所产生的暗示和影响。同时，必须对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编者、作者、读者和作品本身进行分析。通过对依托报纸版面所形成的立体化的人物关系的解读，来形成符合实际的戏剧化叙事。

　　因此，本片通过对不同人物关系的挖掘，借助不同影像手段，立足报纸及其作品，展示了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生动历史。

　　第一，突出新闻作品及其作者

　　在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中，新闻刊发在《大公报》上，其作者往往体现了超出新闻作品之外的动机、经历和阅历。这构成了纪录片的第一重影像元素——作者的元素。影片涉及的作者包括很多著名记者和编辑：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孟秋江、陆怡、方大曾、张高峰、萧乾、吕德润、朱启平等，他们均出现在历史现场，留下珍贵记录。这些记录(文字或图片)与他们的创作动机、经历和阅历一起，组成了更为立体、更为丰富的历史。影片对这些人物，采用人物传记类纪录片的形式，以其本人照片、访谈、回忆等为主要手段构建完成。

　　第二，突出新闻作品及其表现对象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即便是短篇，也往往记录了极其复杂的人物事件和情境。借助真实的影像资料，来完整复原作品的描述基本上没有可能。然而新闻作品所记录下来的个别历史细节，依然有可能借助真实影像得以再现，例如一次飞行、一次轰炸、一场战斗或一次行军，这就是需要我们收集大量的影像资料，依托这些影像资料与新闻作品进行比对，从而找到影像叙事的切入口。例如，在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中》，1930年代，一架容客型飞机从北平首飞新疆，开辟了中国的西北航线，让《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眼前一亮。他写道： “国民记取!西北交通完成之日，即国家基础巩固之时……当此外患凭陵，国几不保之日，而见飞机由北平飞新疆，此诚中国前途之一大暗示。”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反映当时西北航线的历史影像资料。幸运的是，大量资料收集最终帮助我们巧妙完成了对新闻作品的内容解读。在这一方面，适当的电影化“情景再现”和纪实寻访也是必要的。

　　第三，突出新闻作品及其影响

　　重大新闻作品对读者产生一定影响，既可能是当时的，也可能是很久以后发生的事实。这一方面就需要借助新闻学的分析，在新闻作品与历史事件、社会舆论和思潮变化、乃至人的普遍行为之间建立联系。在恰当的分析基础上，借助历史影像和现实采访加以强化完成。

　　第四，突出新闻作品及其版面

　　最重要的是，新闻作品与刊发它的报纸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涉及到编辑与作者，报纸与读者，涉及到报纸要传达的价值和影响，这就需要深入分析报纸的编辑思路和版面语言。在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中》，我们收集和整理了《大公报》抗战时期的上千份版面，涵盖了影片所有讲述的每一部新闻作品(包括新闻、通讯、评论和副刊等)，依据报纸的编辑特征，注意突出新闻作品所在的版面、版位，以及主标题、引题、副标题、引文、小标题、图片及说明等，以此强化报纸版面语言对读者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实际上，这也成为《一份报纸的抗战》比较成功的一次影像创作尝试：我们最终借助了上千份报纸版面，将不同的新闻报道、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新闻故事，荟萃在统一性很强的影像形式中，突出体现了报纸新闻报道对读者和受众的广泛影响。这个形式，简而言之，就是报刊组版过程和阅读过程的动态化展现——借助三维技术，将平面化的静态报纸，转变为三维、立体的动态报纸。让所有的故事在三维、立体的动态报纸版面之间展开穿梭，从而在尽可能真实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性极强的戏剧化和艺术化的呈现。

　　在实现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经历了千难万险。我们组织了六个摄制组，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以及日本、英、法、俄罗斯、缅甸等国拍摄，耗费了近两年时间。所幸的是，它得以在众人的帮助下完成并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理论文献审字【2015】第47号)。在央视等平台广泛播出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愿这部纪录片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

　　（作者：王文韬 大公报社长助理、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北京新闻中心总编辑、大公网执行总裁兼总编辑 ;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总策划人、总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