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特殊“优势”。蔡忠强在场上是大公篮球队队员，场下则变身大公报的专栏作者。如果说1936年大公报的出彩创新是奥运社评，那么1948年的拳头产品则是各具特色的专栏。

　　当中，最吸引人的是约请足球球王李惠堂、篮球明星蔡忠强，分别开设《老惠归鸿》、《远征日记》等专栏，介绍奥运场内场外动态。

　　蔡忠强写现场趣事

　　1948年奥运会，李惠堂作为教练参加。《老惠归鸿》每期不过四五百字，而文字精炼，节奏铿锵，画面感极强，且李身为足坛名宿，所言切中肯綮，一针见血，极富功力。

　　如8月13日《老惠归鸿》，对中国足球队零比四负于土耳其队作了分析。李惠堂写道：“土耳其队踢法未见特长，脚下功夫与吾人不相伯仲，惟头顶占尽便宜，钉人术极到家，前锋短传推进，加以气力充盈，我队遂为所厄。”文章直言，“吾国体育今后如不速倡改良人种，锻炼体格诸点，再从科学方式作技术上之训导，则水准一日亦不能提高，每届参加世运，亦永无出人头地之希望耳。”

　　蔡忠强的《远征日记》语言幽默，饶有趣味，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代表团内部的趣事。如8月16日那期写道：“陈英郎、黄两正、楼文敖、吴传玉四位仁兄住在一个房里……我感到中国人实在可怜，同是代表一个国家出来的，而黄两正和吴传玉说话时用英语，和陈英郎说话时又用福建话，他们三人对楼文敖当然是指手画脚以传达意思，但陈英郎和吴传玉说话也要指手画脚……”

　　这是因为，楼文敖是聋哑人，吴传玉是印尼华侨，不会说国语，而陈英郎也不谙英语，只有身为新加坡华侨的黄两正能够周旋于几人之间。

　　此外，大公报还约请旅英学者屈哲夫撰写《伦敦航讯》专栏。屈哲夫是政治学专业出身，文章视野宏阔。8月12日的《四海兄弟──世运会游泳池畔杂写》，夹叙夹议，从泳池透视政治、民族问题。如英国和爱尔兰就北爱尔兰运动员归属问题的争端，借英国观众之口来审视中国日本选手在游泳比赛中差距与原因等。

　　金庸漫谈剑击骑术

　　大公报社的编辑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金庸以“小查”“查理”“良镛”为笔名，开辟《世运漫谈》专栏，介绍奥运知识。

　　王昊天（后来曾任北京经济日报副总编辑）撰文《从世运队失败说起》，指出中国在伦敦奥运会上“教训可说受足，刺激可说够深，但这种教育、刺激应该是发我国人猛醒的良药……因此而彻底振作起来，于是治疗病态，去除畸形，对国民体魄的锻炼，运动技能的修养，致以极大可能之努力，我国的体育水准，自会跟着突飞猛进。”

　　如今，东京奥运会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连克连捷，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位居前列，张家朗、何诗蓓为香港争金夺银。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在奥运会上颗粒无收的惨淡，“美人鱼”杨秀琼的黯然神伤，金庸先生对国人不识剑击的感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感，不能不油然而生。

　　而大公报在1932年至1948年对于奥运报道的一系列探索、创新，代表了1949年前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一流水平，在中国新闻史、中国奥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