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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定乾坤”的偶然与必然

2021-11-03 04:27:52大公报 作者:马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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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五周年。这场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跋涉,充满了史诗般的悲壮、豪情与奇迹,挽救了中国革命,改写了中国历史。如果要寻找一个长征史与新闻史的交集的话,那么,《大公报》无疑是最耀眼的焦点。

  《大公报》与长征的渊源,最为人称道的有两件事,这也令《大公报》成为对长征影响最大的报纸。第一件就是“长江报道长征”。第二件就是著名的“一张报纸定乾坤”。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十四日,《大公报》分两天刊登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这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客观详述红军长征行踪与影响的新闻报道。作者范长江,因此被誉为“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人”。

  实际上,当年五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了陆定一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才首次使用了“长征”一词。而仅几个月后,大量关于长征的一手信息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大公报上。

  新闻远征 挖掘第一手素材

  一九三五年七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开展了一次长达三千多公里、历时十个月的新闻采访,向世人介绍广袤苍凉的中国西部。这次“新闻远征”,与红军长征,在路线上有着很多重叠。范长江有意识地追寻红军脚步,挖掘背后故事,并运用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了很多前瞻性的预判分析,令红军指战员们十分佩服。

  比如《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分析,红军长征“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

  周恩来后来在会见范长江时称赞:“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开国上将张爱萍曾说:“长江同志的分析与预测,展现出一个军事家的谋略和智能,不禁令我对他的才华和卓识十分钦佩。”

  另一篇文章《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通过一名来自江西兴国的红军战士之口,首次全景勾勒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包括爬雪山、过草地的可怕场景,既有宏大视野,又有细腻笔触。对于当时读者而言,这是相当新奇而震撼的第一手素材,堪称是超级“爆款”。若没有范长江在新闻最前线的辛苦挖掘,是不可能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

  范长江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甚至经常采用“中央红军”等名词。而在那时的环境下,“中央”几乎是特指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范长江曾自述:“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而且用文字公开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他的文章,一反国民党喉舌宣扬的红军接连溃败、损失殆尽等腔调,赞扬了红军的坚韧勇敢与不屈不挠,揭穿了谎言,还原了真相。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胡愈之曾评价:“长江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第二件事,便是著名的“一张报纸定乾坤”。在现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镇(旧属岷县),悬挂着“大公报发现地邮政代办所旧址”的红色匾额。哈达铺纪念馆里,有毛泽东等人共同手持大公报阅读的雕像。甘肃庆阳南梁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草坪广场上,则耸立着一张大公报造型的大型雕塑。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历史作用的高度肯定,是对那段艰辛岁月的永远铭记。

  绝处逢生 红军挥师赴陕北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这支疲倦不堪的军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在当地邮政所发现的一批报纸,意外地扭转了历史。

  不同人的笔下,对这批报纸的记载不尽相同。但综合来看,应该是包括《大公报》《西京日报》《晋阳日报》等在内的一批报纸。除了作为全国性大报的《大公报》,其余多为西北的地方性报纸。而《大公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其他报纸所不可比拟的。

  一九九六年,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等四位陕西籍革命家在《人民日报》联名撰文,明确提及:“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得知陕北有苏区根据地、省红军、省游击队的消息。”

  刘英的回忆很具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九月二十二日,张闻天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读报笔记,对《大公报》上披露的陕北有关情况作了分析,并主张到陕北建立新苏区。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大公报》“一张报纸定乾坤”的关键作用。对于《大公报》与长征的关系,有人说范长江报道长征是碰巧,有人说哈达铺扭转进程是偶然。然而,看似偶然的背后,却有很多深层次的必然因素。

  “三巨头”高瞻远瞩 洞察西北

  当年的大公报“三巨头”都生长于西部,胡政之、吴鼎昌皆生于四川,张季鸾更是陕北人。他们对西部内陆的巨大战略价值,有深刻的认知。胡政之大力支持同乡后学范长江开展西北行,源自于此。其实,范长江是首先将西北考察计划交给了《世界报》社长成舍我,但成舍我认为没有价值而将计划书退回。范长江又投书《大公报》,得到胡政之激赏,马上拍板同意,并且聘范为特约通讯员,发给记者证,预支稿费,介绍社会关系,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

  张季鸾更是多次以如椽巨笔,为开发西部鼓与呼。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行矣第一机》《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今后之西北铁路问题》等多篇社评中,张季鸾分析日本侵华可能的后果,屡屡直陈:“愿大声疾呼,请全国国民从此注意西北之经营”,“先使西北农村复兴,交通便利,则国家经营后方之第一步达矣”,“事苟至此,中国屈无可屈,和无可和,只有陷于长期的顽强斗争,而积极经营西北,则长期斗争必要之条件也。”后来的抗战历程已经表明,正是依靠西部腹地,才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

  作为报界扛鼎者,《大公报》长期不吝笔墨采写、刊载陕北新闻,其大逻辑就在于此。换句话说,假如当时的《大公报》高层不重视西北的新闻,则纵然红军在哈达铺发现《大公报》,其对于长征的贡献难免会打折扣。再假设,如果《大公报》不重视西北,则范长江很可能重蹈《世界报》碰钉子的覆辙。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红军之所以能在哈达铺发现《大公报》,还得益于《大公报》大力开拓的发行网络。哈达铺是西北深山险壑中一偏远小镇,而远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能够发行至此,真切显示了这份全国大报的经营得法。正如范长江后来回忆西北行所言:“《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所以尽管面临困难,“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综上所言,《大公报》的战略眼光、社会责任、专业素养,尊重、爱惜和培养人才,努力营造的网络渠道等种种因素,为《大公报》在风云际会之中,与长征形成了不解之缘,提供了坚实牢固的支撑。这正是种种偶然背后的必然。

  或者说,之所以能够“一张报纸定乾坤”,根本在于这张报纸自身“内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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