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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大公报/“超级联系人”大公报\叶中敏

2022-06-17 04:24:4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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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今年一百二十岁了。人们祝贺报庆,喜用“一纸风行”之语;历经一百二十个春秋的《大公报》,当然称得上“一纸风行”,然而,套用一句广东俗话,一百二十岁的《大公报》,又岂止一纸风行“咁简单”!  

  一百二十年的《大公报》,是一份出色的、有质量的、受欢迎的“新闻纸”;但在出报纸、办好报的同时,大公报更在政治影响、文化传承、社会进步、团结各界等方面做了大量无可替代的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名副其实是人民报纸、社会公器。可以说,一百二十年的《大公报》,于新闻工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作为一张报纸却可以在新闻工作之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大公报》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

  众所周知,回归之前,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国殖民管治下,爱国进步力量是受到排挤和打压的,《大公报》当然也不例外,一直在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环境下坚持出版,而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爱国力量更被逼进了一个空前孤立的困难境地,如何冲破阻力、重建人心、打开局面,成了整个爱国阵营共同面对的迫切课题:新华社邀约人们不敢来,广州交易会的请柬也发不出去……这时,《大公报》这一“公器”的特殊作用来了,一九七二年,适逢《大公报》创刊七十周年,有关方面决定由《大公报》出面举办一个报庆酒会,广发“武林帖”,遍请各方各面、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头面人物出席,试试“水温”,看看有多少人士应邀出席,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心所向就可以得知一个大概了。

  结果,这一“水温”是试得成功、试出效果来了,由于《大公报》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宣传国家建设成就,弘扬民族文化,关心市民生活,而且编采报道文章有质量、有水平,再加上以费彝民社长为首的报社负责人一贯待人以诚、作风正派,在社会上早已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人脉关系,所以别的“左派”活动不敢来或不想来,《大公报》报庆酒会却是要参加和支持一下的,因此,当日酒会会场所在的北角新都城酒楼,说得上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大批社会名流、绅商钜子、文教艺术精英都“拨冗光临”了,当时的北角警署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急忙派人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而酒会场内就更是一片喜庆欢乐,新旧朋友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并无半点隔阂。就这样,“一石激起千重浪”,“左派”被孤立多时的困局打开了,各方来往也逐渐多起来了。而此“一呼百应”的作用,捨《大公报》其谁?

  说起来,个人当日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日笔者被安排陪同费彝民社长在入口处迎宾,酒会三时半开始,三时未到,就有一位西装笔挺、结红色“煲呔”的年轻男士进场,费社长感到眼生,低声问是谁?笔者一看也不熟,就自以为是地对社长说不用理会。不料该人急步来到社长面前,伸手相握并弯腰鞠躬,说道:“费伯伯你好,我是东亚银行李国宝,家父李福树,祝《大公报》大展鸿图,一日千里。”好个费社长,这时立刻施展其“过目不忘”的看家本领,一口气数出李福树、李福和、李福逑昆仲的名字,连声夸赞什么“将门之子”、“年少有为”,总算把尴尬场面打发过去。而这之后,其后《大公报》有什么活动或需要广告刊登,东亚银行总是热心支持的。

  而除了报庆酒会一类活动外,《大公报》当年在协助内地各部门开展在港工作方面,亦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好地发挥了“中间人”和“推介者”的作用。眼前,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在即,而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内地“中国出土文物展览”首次在港举行,当时亦无会展、西九等大型展出场地,展览在尖沙咀星光行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室举行,展品有“金缕玉衣”、“马踏飞燕”等,“港督”麦理浩到场参观,“港姐”朱玲玲等剪彩,而联络历史考古文化学术界人士的工作就落到了《大公报》身上。而《大公报》除费社长“长袖善舞”、博学多才外,副社长兼总编辑李侠文、副总编辑陈凡等多位老总以及编辑,均是饱学之士,精通文史翰墨,遂主办了多场新中国考古文物新发现的座谈会和讲座,邀请港大、中大教授、学者参加,率团来港的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山东大汶口出土青铜器上考证中国最早文字的专家唐兰,以及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等,与本港文史考古同行深入交流,其后并邀请他们访问北京及湖南长沙“马王堆”等考古遗址,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

  由于费彝民社长是位戏曲爱好者及京剧票友,多年来内地访港的京剧团、越剧团、潮剧团、粤剧团,无不得到《大公报》的热情欢迎和深入报道,一次是京崑大师俞振飞率上海京昆剧团访港,并亲自登台演出《贩马记之写状》及名剧《太白醉写》,费社长联系本港沪籍名人名票全力支持,“船王”之一的“华光”赵从衍、“邵氏”老板邵逸夫及纺织钜子陆菊笙、吴中一,四人联袂接待,包下利园酒店数层房间,“邵老六”的“六号”劳斯莱斯专车门前随时候用,并包下全部贵价门票分赠亲朋友好和业界人士,堪称盛况空前。

  一百二十岁的《大公报》,除继续办好报之外,未来在广泛联系社会各界、担当文化学术“超级联系人”等方面,也必将承前启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公报》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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