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着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於前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本期“书海漫游”约请《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胡一峰（尼三）

 

解读二月河代表作“落霞三部曲”，以为哀悼。

 

二○一八年，文星接连陨落。金庸先生去世未久，二月河先生又去世了。在网上搜索“二月河”，会看到不少他对反腐的看法。比如他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又说，“有人主张高薪养廉，我不同意”，他还出了一本书叫《二月河说反腐》，语言鲜活，史例纷呈，发人深省。但实际上，反腐只是二月河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更多的见解蕴藏在他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落霞三部曲”等文学作品中。在这个“帝王系列”中，他把关於历史、文化、人性等见解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接续了文史交融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士人的家国情怀。我想，二月河和他的“皇帝故事”不仅会留在文学史上，而且也会留在文化史上。

 

 

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小说的谱系也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远的不说，近的如大陆的凌力、熊召政、唐浩明，海峡对岸的高阳，都是个中高手，二月河也跻身其中。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史料也是极多的。对於文学家而言，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处是可用的材料异常丰富，坏处是易被人挑错，这就考验着写作者的水准和技巧。

 

读过“落霞三部曲”的人想必都会发现，二月河笔下的清代三帝，绝非“清实录”或“清史稿”的白话版，也不是野史戏说，更不是架空历史的向壁虚构。在二月河的作品中，历史上的大事件构成了全部叙事的骨干，他对实录等文献作了深入研究，在涉及三个皇帝的重大事件上坚持言必有据。比如《康熙大帝》中擒鳌拜、削三藩、收台湾等的描写都充分尊重了历史事实。二月河还从清代笔记、野史中找材料，对清代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也作了真实的描写，尽量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比如，《雍正皇帝》开篇对扬州的描写：“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诸多胜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流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似蚁，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笔力老到，一下子把人带入到当时的情境氛围之中。

 

更重要的是，二月河的小说中还流露出发掘历史可能性的努力，这也是其作品浓郁文学性的深层根源。我们知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是一过性的，既不能重来，也无法假设。但是，历史除了现实性，还有可能性。当人们以“假如”开头，对历史进行畅想的时候，文学的意义就显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於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於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两者的差别在於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二月河所做的正是诗人的工作，也就是让事实上已止步的时间发生符合惯性的延伸，或者说，对无法确考的事件作出自己的推测。比如，《雍正皇帝》中，他对雍正之死作出了一种大胆的推测。虽然这引起了不少批评，但雍正之死既被认为历史疑案，就为文学创作留出了空间，应该允许作家进行猜测，只要这种猜测在他作品构筑的内在逻辑中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就好。

 

其实，历史与文学好比一对表兄弟，姓氏虽然不同，相似处却极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也因此被人们反覆讨论。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话最为精当。他说，“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他又说，“诗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彷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国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二月河是河南人。河南人是考古利器洛阳铲的发明者。文学，恰好比二月河手中一柄洛阳铲，探测并呈现出土层深埋下历史的层次性与丰富性，同时为打开神秘的历史空间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月河笔下刻画的不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也不仅是清朝的三个时期，而是中国历史的一台大戏，所揭示的则是这台戏里明面和潜在的那些规则。

 

 

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渗透着充满民间性的历史想像。对於历史，严格来说，我们无法“还原”，只能“叙述”，而叙述就带着“想像”。想像因人而异，有庙堂的想像，有学院的想像，也有民间的想像。民间的历史想像是有一些“套路”的，从大的方面讲，期盼明君、清官，渴望海晏河清、太平盛世；小的方面讲，则有公子落难小姐救，才子佳人成眷属；宫廷中的秘闻轶事，江湖上的才子、高人、佛道、隐士等更是民间历史想像的标配，而异士高人不但应本领卓绝，还需在相貌行为上有些奇特之处才好。

 

毫无疑问，二月河熟稔此道，在“落霞三部曲”中运用得炉火纯青。比如，《乾隆皇帝》中多次提到曹雪芹，仅第一卷的回目中就出现了三次。第八章“行酒令曹雪芹展才 念旧情乾隆帝夜访”，第十二章“曹雪芹喜得知音女　刘统勳宣旨狱神庙”，第二十章“屠户女督课落榜人 曹雪芹击盂讥世事”。根据红学研究，曹雪芹实有其人，但曹氏存世史料极少，所谓“展才”“喜得知音女”“讥世事”等，虽然巧妙地嵌入了《红楼梦》中的诗词，但基本也属虚构。不过，如果因此而和二月河较红学的真儿，却大谬不然。因为这里的曹雪芹更多的是作为清代落魄“才子”代表出场的，作为一个符号，他承载着前面所说的民间历史想像的内在要求。

 

再如《乾隆皇帝》中的“闻哭声乾隆查民情 住老店君臣遇异士”这一章，先是出现了一位“吴瞎子”，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中年黑汉子应声跨步进来，头勒一条汉阳巾，玄色长袍领口微敞，露出里头一排对襟褂上黑扣子，脚下穿一双快靴。看去十分英武，只是瞎了左眼有些败相。”后来，又有一位“生铁佛”现身，那和尚“比常人高出一头，脸黑得古铜似的，前额、颧骨、鼻子都比常人高凸，紧绷绷的块块肌肉绽起，闭着眼拿一只小孩子胳膊粗的铁锤敲着铁鱼，聒噪得震耳欲聋。刘统勳见那铁锤足有几十斤重，心下已是骇然。再看那铁鱼，更是大吃一惊，足有四号栲栳大小，足有三百多斤！”此等样人，在乾隆巡游的历史中当然并不存在，即便抛开历史情境，在现实中也太罕见了，但同样符合民间的历史想像。也正是对这些元素的应用，使二月河的小说和“甘凤池”“黄三泰”“窦尔敦”这些流传多年又在民间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建立了联系，在丰富小说故事性的同时，还让这些故事更加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脾胃，契合其接受心理。

 

 

也许正因为前文述及的这些特色，二月河的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具有“天然”的优势。一九九三年，由林鸿导演，谭非翎、袁之光、朱娜等主演的《康熙大帝》播出，这是二月河第一部被搬上电视荧幕的作品。一般认为，这部电视剧开创了中国电视“康熙热”。一九九九年一月，由唐国强、焦晃、王绘春、杜雨露主演的《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该剧也改编自二月河的小说，播出后收视率颇高，拿下各项大奖，而且在豆瓣上稳居高分。据报道，《雍正王朝》十六年内在台湾重播高达十七次。这个成绩足以写进华语电视剧史。二○一一年，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也大获成功。

 

更重要的是，当小说被搬上荧屏，故事更加直观，人物更加形象，冲突更加鲜明，蕴藏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中的爱恨情仇，也就被更加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作为镜鉴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历史小说的功能在电视艺术的“二次书写”中也被进一步放大。由此也让人想到，在这个媒介反覆运算的年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其实都应得到重估。

 

当下，视频在人们文化休闲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人们现在看电视确实比以前少了，但说到底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少了，在电脑以及手机等终端观看视频的时间并不少，在众多视频中，真正有价值的那些必然是具有较强文学性的。反过来看，如果把视频本身视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媒介，那麽，只有可被视频媒介化的文学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这就好比一首适合转化为短视频形式的诗歌或许就更能借助“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而走红。这麽说来，二月河的文化意义还在於为视频时代的文学之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