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非：在喜马拉雅FM导读经典

2021-02-01 14:30:39大公文汇全媒体作者：秦占国、张宝峰

字号: 放大; 标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外物、自身、内心，通常被视作三个不同的维度，需要不同的调处之道。中华文化倾向认为，儒学适于入世应物，道学适于舒放人身，佛学适于探问内心。这三者的相互交融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近日，著名佛教文化研究专家于晓非在北京接受了香港大公文汇全媒体的独家专访。这位对物理学、东西方哲学都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说，汉传佛教的近代复兴经历了坎坷波折的道路，目前自己属于第四代接力者，而且是一位坚守原教旨主义的佛学传播者。于晓非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了一个开面包容的新时代，这为汉传佛教的近代复兴提供了宝贵的土壤。

于晓非：在喜马拉雅FM导读经典

文 /

21岁那年，于晓非在普陀山普济禅寺了空法师处受三皈依，后进一步受教于韩镜清先生。谈及自己在佛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于晓非认为，一方面得益于当前这个开明包容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汉传佛教复兴史上前三代大家所奠定的基础。“我是这个复兴链条上的第四代，而且是大乘佛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于晓非对自己的认知与定位一直非常明确。

开设线上讲坛

谈起第四代人物对佛学复兴的独特贡献，于晓非认为，其一，自己试图恢复的是大乘佛教的本来面目，不是小乘教法，更不是相似教法。为此于晓非悉心学习梵文、巴利文，坚持忠于佛陀的原教旨主义精神。其二，自己对于大乘佛教的理论梳理格外清晰晓畅。“人们总说佛学博大精深，但博大不等于庞杂，精深不等于晦涩。”为此，于晓非务求将佛学理论阐释到平白如话的程度。其三，尽量选用现代人熟悉的语汇。

点开喜马拉雅上的《金刚经》导读课，于晓非的声音娓娓传出：“鸠摩罗什大师把《金刚经》的名字翻译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佛经的名字，大多是佛亲口所说……从这个名字来看，《金刚经》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般若波罗蜜。”向来被认为艰深晦涩的佛理，变得清晰晓畅起来。APP统计数据显示，仅第一讲，播放量就超过280万次，整个《金刚经》导读的播放次数更超过3225万。很显然，于晓非的佛学课深受听众喜爱。

“一堂课讲得再对路，如果听众根本听不懂，又能弘传多少佛法呢?”在讲座或撰文的时候，于晓非都坚持“随顺众生”的理念，让人看得清听得懂，“但随顺众生并不是迎合众生，更不能将弘传佛法变成分享心灵鸡汤，随顺众生的目的最终应该为了接引众生。”

如今，除了已经在听众中间取得热烈反响的“《金刚经》导读”、“《楞伽经》导读”外，于晓非还计划讲授另两部经典——《中论》与《阿含经》。“讲完这四本书，我就基本完成了作为第四代复兴者的使命，我也可以真正退休了。”于晓非笑着说。

完成平滑解构

在《〈金刚经〉导读——解构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一书中，《权便中观》与《究竟中观》两个篇章最有特色，也包含了于晓非最多的心血。在《权便中观》中，于晓非构建了平滑解构的四重二谛，而在《究竟中观》中，于晓非完成了对“二边见”的彻底泯灭，将佛陀所言的中观境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佛教文化中，唯有佛陀是清醒的觉者，普罗大众都是常在梦中的凡夫。在对世界的理解上，佛陀与凡夫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因如此，佛陀如果径直讲授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凡夫注定无法立即接受，因此凡夫只有先放弃自己对世界的既定观念，才能逐渐接受佛陀的理念。“但如何解构凡夫对世界的理解，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于晓非说，自己在《权便中观》中构建的四重二谛，就是一种平滑解构，让凡夫在悄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谬之处。

在完成解构之后，于晓非开始阐释自己对于佛陀中观理论的理解。“1500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不走左路，不走右路，单走中路，就是佛陀所说的中观。事实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有左有右，而后取中，一方面与儒家的中庸之道难以区分，另一方面依然留有二边见的遗痕。”于晓非说，事实上，只有彻底泯灭二边，也就是说既无左路，也无右路，才是佛陀所说的中观，才是最为彻底的中观，也才是空性意义上的中观。

现代社会须备“好刹车”

在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宗教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文明如潮奔涌的背景下，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谈及这个问题，于晓非首先打了一个比方，“众所周知，一辆车子若想安全地上路行驶，必须有两套系统：发动机与刹车。而且发动机越好，刹车也需要越好，否则就难以实现制动功能。试想，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辆车子，那么，科学、技术，正是扮演了发动机角色。它们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的各种欲求。但是，如果只有发动机，没有刹车，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于晓非说，事实上，宗教正是发挥刹车作用的一种文化，它收束着人类不合理的欲望，为社会发展注入理性和冷静的因子。

于晓非认为，当今时代，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好比“发动系统越来越先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匹配“更加先进的制动系统”，换言之，人们就需要保持更大的理性与克制，保持更笃定和纯粹的信仰，让社会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

理科生眼中的“三条线”

在大学时代，于晓非的专业是天体物理学，堪称纯粹至极的科学科目。然而，他最终却成为一位知名的佛学专家。谈到对科学与宗教的看法，于晓非的见解同样非常独到，“科学、宗教、文艺，分属三条不同类型的线条。”

“科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发展，从伽利略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科学一定是以后来者对前辈学者的否定、更新或完善而实现发展的。如果在科学的范畴内，说哪一种理论无法发展，那么，它一定是面目可憎的。”于晓非说，如果为科学画线，它一定是一条向上滑行的曲线。

“与之相反，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可发展性。”于晓非认为，无论释迦摩尼，还是耶稣，还是穆罕默德，都在各自宗教创立之初，就给出一套完备自洽的理论体系，它不需要也不允许后人去修改、完善，而只有解读、信奉。因此，宗教就像一条不断向下的曲线，离初始教主年代越久远，人们对教法教义的理解可能偏差越大。

于晓非进一步说，文化艺术的特点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位高峰式的人物，譬如贝多芬、肖邦，又如徐悲鸿、齐白石，但绝对不能说后人的艺术一定是走台阶式地不断超越前人，也不能说后来者中就再无高峰式的人物。因此，文艺的曲线更像不断起伏的波浪。

谭嗣同与“无我为众生”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三条路径：其一，从印度传入斯里兰卡，又传到东南亚地区，最后到了中国云南，是为南传佛教，亦称小乘佛教;其二，从印度翻越雪山，来到中国新疆，又传入中原地区，一直抵达朝鲜半岛、日本岛等地，是为北传佛教、汉传佛教，属大乘佛教;其三，从印度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西藏，是为藏传佛教，亦属大乘佛教。

仅就汉传佛教而言，其在隋唐达到鼎盛，有宋一代尚存余脉，进入明清则是全面衰落。以致于到了清末民初，佛教一度沦为“死人的宗教”，也就是只有老百姓家里操办白事，才会想起找个和尚念念经，超度超度亡魂。不过凡事否极泰来，佛教也在衰颓至极之时，迎来了复兴的回响。1866年，一个29岁的年轻人约集朋友，广募资金，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大量刻印，同时办学，讲授佛理。这个年轻人就是近代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后世尊其为“近代汉传佛教复兴之父”。

回忆起杨仁山先生，于晓非首先提到了杨的一位弟子。“1898年，清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意变法。当年，一位正在杨仁山先生席前听讲的学生突然奉诏入京，受命参与变法。后来，戊戌变法失败，这位33岁的年轻学子慷慨赴死，成了中国近代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于晓非说，杨仁山先生的这位高足就是谭嗣同。“谭嗣同身上展现的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完全无我为众生，这才是大乘佛教徒的风范。”

除了这位名垂青史的入世门生，杨仁山还有两位佛学造诣极深的出世弟子：太虚和欧阳竟无。后来，太虚传印顺，印顺传证严;欧阳传经与吕澂，韩镜清闻法于欧阳。“因此，在汉传佛教复兴的谱系上，杨仁山先生是第一代，太虚、欧阳是第二代，印顺、吕澂、韩镜清是第三代，证严和我都属于第四代。”于晓非表示。

【于晓非简介】

于晓非，1961年11月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天体物理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科技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教研室。现为净名精舍首席学术导师。

1982年，于晓非在浙江省普陀山普济寺了空法师处受三皈依，法名根培。曾亲近过正果法师、巨赞法师和观空法师，受教于贾题韬居士、任杰居士和韩镜清先生。1996年9月至1999年1月，于晓非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师从段晴教授和王邦维教授学习梵文，师从斯里兰卡比丘学习巴利文。就印度思想文化诸多重大问题，曾请教于徐梵澄先生和金克木先生。

在学佛历程中，于晓非深入经藏，潜心修持，对于佛教的历史渊源、法脉沿革等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近年来，于晓非组织了大量弘法利生活动，令许多人士因此生起正信，获得法喜。于晓非也被誉为“当今内地最受欢迎的弘法居士”。

于晓非已出版代表作包括：《〈金刚经〉导读——解构凡夫自以为的真实世界》《楞伽经(梵汉对照本)》《金刚经·心经(梵汉对照合集)》等;于晓非在喜马拉雅音频平台播讲“《金刚经》导读 ”和“《楞伽经》导读”课程，受到数千万听众的喜爱;于晓非的线下讲座主要包括：《二谛与三性》《佛学漫谈》《佛陀——觉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