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傅聪与费明仪在港结乐缘。

　　中国“钢琴诗人”傅聪离开我们已经一段日子。抚平伤感之后，回看对大师离世的各则讣闻。最让我感动的，是位於萧邦故乡华沙萧邦学院的悼词：“得悉传奇中国钢琴家傅聪辞世，我们感到莫大悲伤。他的离世结束了萧邦传统的关键一页。我们向一位拥有独特的天赋，通过文字、尤其演奏弘扬萧邦之伟大的大师、音乐家、哲学家道别。这位东方智者教导我们如何理解、感受玛祖卡舞曲。”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傅聪在香港的音乐会，节目中就包括三首玛祖卡舞曲，那是他六十年前在华沙扬名国际的作品。那场香港大会堂演出，是他近半个世纪在香港奏乐的最后一次，难怪他称香港为“第二个家”。\周光蓁 （文、图）

傅聪一九六五年首次来港演出，之后近五十年演出不计其数，其中一次有幸陪伴大师，作他的“琴童”。与大师近距离接触，有很不一般的感觉，值得与大家分享。首先扼要回顾一下傅聪与香港的半世纪乐缘。

　　“香港是我的第二个家，当时的确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像香港那样，让我可以踏足的华人社会。”二○○四年他在尖沙咀通利琴行开始练琴前对我说。他说的“当时”，是一九六五年首度访港。当时他已离国七年，香港是距离他的上海老家最近的地方。正是在五月过境时，他与双亲通电话，那是最后一次彼此传声。彼时亦敲定：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在香港大会堂演出。

　　亲赴德国为大会堂选琴

　　当年大会堂负责人陈达文清楚记得，傅聪来港演出，香港政府大为紧张，为了安全缩短逗留时间，两场音乐会在一个晚上进行，六点半第一场、九点半第二场，翌日离港。“因为大会堂是个公众地方，门票也是自由选购，因此在演出进行中，全院满座一千多人之中，你没法防止有人搞破坏，叫嚣、抛东西上台等。”可幸演出顺利进行。陈达文回忆说：“我与傅聪开始时用英文交谈，后来负责接待他的沈鉴治告诉傅聪，‘陈先生也是上海人’，他（傅聪）就马上跟我讲上海话了。”之后二人成为朋友，傅聪前往德国亲自为大会堂选琴。

　　出席首演另一位在港上海同乡是小提琴教育家汪酉三，一九七二年他为傅聪组织一支以他的学生为主的室内乐队，自己担任首席，在大会堂演出莫扎特第九、十一、十二协奏曲，全部由傅聪独奏兼指挥。一九七九年，汪酉三出任音乐事务统筹处（现名音乐事务处）负责人，领导香港青年交响乐团，伴奏傅聪演出莫扎特第二十五、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一年后，他们再度合作，在刚刚落成的荃湾大会堂演出莫扎特第二十七、萧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翌年，他们再演海顿、莫扎特、萧邦协奏曲。

　　费明仪捧场 执笔写乐评

　　另一位上海同乡与傅聪在港结乐缘是女高音费明仪，当时她在电视台主持“丽的音乐会”，一小时的节目邀请嘉宾参加演出，尤其是途经访港的音乐家，傅聪就是其中之一，伴奏费明仪演唱中外艺术歌曲。此后傅聪来港的演出，费明仪都出席，更执笔写乐评，例如一九七三年首届香港艺术节，傅聪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由小泽征尔指挥演出莫扎特第二十七钢协，她写道：“傅聪在弹琴的时候，常常口中念念有词，说不定是唱演奏中的旋律，也说不定在吟诗……他熟读中国诗词，精通道家、儒家学说，悟出其中道理，想通了、化开了，运用到西洋音乐裏去，时间、空间的距离，彻底打通，把几千年浓缩到当前，再由当前继续扩展出去，直到无穷尽。”

　　一九七○年代傅聪几乎每年都到港一遊，音乐会以外，也包括连续两年为保良局筹款演出，也担任香港管弦乐团名誉音乐赞助人，协助推广古典音乐。一九七九年四月与港乐演出两场海顿D大调钢协，随即经广州到上海，参加他的父亲追悼会，那是他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首次回国，意义重大。

　　一九八○年代傅聪多次在香港主办钢琴大师班，其中有几次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举行。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向他颁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宣读的讚词说“以表扬他在香港和远东发扬西方古典音乐的贡献。”一九八九年香港文化中心正式开幕前一个月，傅聪率先在音乐厅进行公演。两年后，他更带领华沙室乐团，一连演出六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就像当时进行的录音一样，全部由傅聪亲自独奏兼指挥。

　　一九九九年，傅聪以指挥兼独奏身份，首次与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三部莫扎特协奏作品。之后亦与该团保持经常合作。其中有一次发生插曲，演出中途突然停了下来，最后由他的上海晚辈同乡、客席首席，也是汪酉三的大弟子高悦莉带领乐队再起乐段，最后顺利完成，大师坚持他要为出错负责芸芸。之后近距离观察到：傅聪原来对每次演出都非常紧张，神经几乎到了崩裂的边缘。艺术家为艺术牺牲，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我永远是莫扎特的奴隶”

　　二○○四年春，我有幸被委派到深圳机场接送大师来港演出。在抵埗区，远远看见一位穿着棉袄，慢条斯理缓步的长者，那正是傅聪。我看看手錶，距离接驳的船期还有一个半鐘，满有信心地上前迎接。谁知大师一开口就说：我肚子饿，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我想还有点时间，於是在机场大楼的中菜馆，点了几个菜，他果然食慾超强，不消几分鐘就完成。用餐后他拿出烟斗，一口一口地享受着说“还有时间，不用急。”过了一刻鐘，我开始急了，但又不好意思打扰他的兴致。后来好不容易坐上了出租车，当时距离船期只剩二十分鐘，我就请司机帮帮忙，这位司机一句“好嘞”极速开车。当时我担心有什麼意外，我就成罪人。当我正忧心重重，大师则笑容满面享受着飞车的乐趣。　　

　　到了码头，船还未开，但闸已经关了，不让进。哀求不成，唯有买下一班的船票，然后通知香港同事改等下一班。大师整个过程处变不惊，登船后才闭眼养神，一直到达香港码头。

　　第二天早上，我準时到达酒店，陪大师步行到通利琴行练琴。他在路上很健谈，还问我休息够没有。可是一踏进琴房，他就突然严肃起来，坐在钢琴前对着乐谱静默，接着一首又一首地弹，主要是一些莫扎特奏鸣曲慢板乐章、幻想曲等。转眼两小时过了，他停下来，把琴谱翻好，又静了下来。於是我忍不住低声问：刚才听到的，都是你已经弹了多年的音符，你在华沙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就是莫扎特，为何还是重複地弹？他停了一下，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永远是莫扎特的奴隶。”此话还未说完，我已激动地按下快门拍了一张照。

　　回想这句话，也许解释了为何一直以来，傅聪对演奏以至练琴都那麼严肃。他说每次演出都很紧张，甚至失眠。这都是因为担心演得不好，让作曲家“主子”蒙羞的心理作祟。翌日一大清早，来电说傅聪在医院，原来又是神经紧张，导致身体不适。当刻我开始珍惜大师在台上以至唱片所弹出的每一颗音符，真的有血有泪。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师故去，主观情绪固然依依，但了解到他一生的背负和煎熬，在八十六岁高龄劃上休止符，也许是个解脱。

　　以此文遥念大师，感谢您为我们留下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