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水浒寻宋》，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水浒传》是我国经典文学名著。对这部书的解读可谓汗牛充栋。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水浒寻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旁征博引，论必有据，见解独到，为“水浒迷”和“宋粉”提供了一顿丰盛的阅读大餐。\谷中风

　　如书名所示，本书是作者“读水浒”的产物，而作者的阅读不单是文学的，更是史学的。换言之，在《水浒传》这本名著中，作者希望读出并呈现的，不仅是审美的、文学的感悟，还有关于“宋”之历史的、理性的考辩。用作者的话说，“对于希冀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读者，分则能独立成题，推开一扇窥探的窗户，合则能略成气象，构筑一条巡礼的长廊，对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社会有所帮助”。因此，本书的写作采取了文史互证的方法，“慕陈寅恪之证史”，“效邓云乡之说梦”，取材极广泛，除了史书和笔记，还旁及宋元诗词散曲和杂剧话本，兼及元代诗文曲剧，但“基本拒绝明代的材料”。

　　又一次“文史互证”的探究

　　全书分为八篇，即读法篇、地名篇、市肆篇、游艺篇、器物篇、风俗篇、规制篇和人物篇。我的建议是先细读“读法篇”以及全书最后一篇《那些善终的梁山好汉》。在“读法篇”中，作者介绍了写作缘起、方法等，对《水浒传》的成书、流传等也作了一番简要梳理。此篇既可视作全书导论，又透露出作者撰述主旨所在。《那些善终的梁山好汉》则以梳理梁山好汉的结局为线索，分析了这部小说及其折射的民众的思想观念。其余的内容则不妨按兴趣翻读，从作者于《水浒传》中拈出的一个个小题目进入，一览宋代世情风俗和精神气象。

　　另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风情

　　一提到宋代，人们就会想到市民社会和商业经济的发达。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宋代被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的拂晓时辰”。在《水浒寻宋》里，作者从《水浒传》里写到的现象入手，生动地描绘了宋代的社会风情。

　　《早市》篇中引述《水浒传》中写到的郓城县、蓟州的早市以及大名府、开封府的夜市，又广泛使用《东京梦华录》以及苏轼、范成大等人的诗，对宋代城乡市集生活做了一番描述，然后又转回“水浒”本身，提出“赶市的人或买或卖都是货币交易，早市和其他市集把交换意识与赢利观念灌输给一般小民百姓。在《水浒》里，这种意识观念转化为普通人物的口头语‘发市’。”

　　“拉皮条”的王婆说“那一日卖了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掣出戒刀的武松说“刀却自好，到我手里，不曾发市”；剪径的李鬼说“指望出去寻个单身的过，整整的等了半个月，不曾发市”；货真价实的李逵也说“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最后总结为“读到《水浒》里与当时人的这些口语，你不能不感叹：市场真是一所大学校！”读到此，宋代市场发展之深广跃然眼前，也让人对市场经济本身的认识更加深化。

　　宋代商业经济繁荣表现在许多细微之处。《水浒传》中有一位诨名“菜园子”的张青，是替光明寺种菜的，鲁智深也负责管理大相国寺的菜园子。作者由此分析了宋代蔬菜商品化的现象，所谓“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的也是“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馀者都属你用度”，可见东京菜市场之兴盛。

　　同样，借助作者的解读，我们看到禁军教头王进为躲避高俅加害，逃亡途中投宿史家村，史太公对他说“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由此联想到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形成，人口流动日渐频繁，而这正是水浒故事的大背景。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到“客店”繁兴的情况：“金眼彪”施恩在当地有“百十处大客店”，泰嶽庙周围的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客。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宋代的官员虽可住官办驿舍，但很多时候也投宿私营旅社。比如，《水浒传》里的董超、薛霸先后押解过林冲、卢俊义，杨志押解生辰纲，沿途都是找客店投宿。小说中还对客店布置、经营、服务等作了不少描写，也反映出旅店对于治理造成的隐患。石秀杀裴如海后，就大模大样把被杀者的衣物带回客店。而从抓捕“白日鼠”白胜一节可以看到当时私营客店的登记制度：“为的是官司行下文书来，着落本村，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此外，地方豪强作为当地旅店保护伞的“潜在管理”也不可小觑。宋江因为给“病大虫”送银子，得罪了当地富户穆弘、穆春兄弟，当地的小客店就不敢收留其投宿。凡此种种，都让我们对宋代社会的肌理有了更多了解。

　　多一把读懂水浒的钥匙

　　本书虽重在发掘《水浒传》的史学面相，但对于从文学上理解这部名著亦有独特价值。以水浒人物的绰号为例，有些比较好理解，比如宋江绰号“及时雨”，指其讲义气好助人；有一些却须结合时代背景、历史语境详探细究才明其意。如前文提到过的张青，号称“菜园子”，看了此书，明瞭宋代蔬菜业之情形，对这个绰号的认识就更加精准。再如，大名府的押狱蔡庆，诨名“一枝花”，在梁山泊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日本宋史学者将其和宋代处决死刑犯时簪戴纸花相联系，认为这是其诨号之由来。

　　本书作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簪花本是宋代男子习俗，并用大量材料说明重大节庆之时宋朝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以《水浒传》中写到的而论，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就看到“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襆头边上各簪翠叶花一朵”，有了这个标识，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臣子参加皇帝的宫廷宴会时，也会领到宫中名花的赏赐。这种宫廷惯例传到民间后演变为一时风气。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杨雄也是“鬓边爱插翠芙蓉”。戴花风气催生了各种材料制成的仿生花。“金枪将”徐宁、“小李广”花荣对阵时，鬓边插的都是翠叶金花，应该就是一种仿生花。

　　再如，扈三娘的外号是“一丈青”，小说没有对外号的来历作出交代。晚宋笔记《癸辛杂识》中《宋江三十六赞》说燕青“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根据《水浒传》中对燕青的描写，这“一丈青”指的或许就是他身上的刺青。刺青在宋代也是一种社会时尚。梁山好汉中刺青的不在少数，有的外号就来自刺青，比如史进“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鲁智深背上也刺着花绣，故被称为“花和尚”；燕青更是不得了，“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引得李师师看了也十分欢喜，“把尖尖玉手，便摸在他身上”。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推断，“一丈青”指的是扈三娘身上纹着一条青龙，与“矮脚虎”王英恰成青龙白虎之配。由此再看扈三娘，其“女好汉”的形象更加丰满。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水浒传》中经常写到度牒，好汉犯了王法，出家为僧，好像就可以躲避追究。鲁达打死镇关西后，凭着赵员外“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做了和尚，躲过了追捕。武松也是靠着孙二娘杀死的一个过路头陀留下的一本度牒，改头换面，做了“行者”。书中介绍，宋神宗即位不久，朝廷就开始了公然发卖度牒。到了宋徽宗时期，发卖额大幅提升，所获收入几乎和盐税相当。与此同时，伪造度牒、度牒私下交易也滋生蔓延。有了这些知识作钥匙，对鲁达、武松这些制度边缘游走者的命运际遇，应该也会有更深的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