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京，我所知不多，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日本的总体印象草草代替了对东京的印象。

　　对日本体育的认知，也一度选择性地停留在曾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排球女将上。小鹿纯子那绝无仅有的笑容，以及伴随一声清脆的“晴空霹雳”跃上空中翻腾数圈再振臂扣住的球——恐怕是我们那个年代人们关于“大球”的一场集体记忆。

　　当然对于东京，以及与东京相关的那些事，我也与时间一起慢慢知道得更多。譬如 《菊与刀》 (首次出版于1946年)、二次元(90年代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动漫热潮)和 《日本沉没》 (2006年上映)，譬如胜见胜(设计评论家、1964年东京奥运会设计委员会核心人物)与安藤忠雄，又譬如山本耀司、三宅一生与草间弥生……

　　而真正走进东京并感知真实的东京，却是许久以后筹办第19届杭州亚运会时的事。

　　史上“最贵”的奥运会会徽

　　“接近”东京，始于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第32届夏季奥运会)宣传传播和公众参与的考察——更具体地说，始于对东京奥运会视觉系统尤其是重要视觉标志会徽的关注。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第一版会徽，发布于2015年7月24日，奥运会会徽从整体上看像字母“T”，残奥会会徽则为竖立的等号。 发布伊始，由于这一对会徽与比利时列日剧场的标志颇相似，一时在设计界和全球媒体中引起不小的波澜，甚至被指控涉嫌抄袭。这对于以设计闻名全球的日本，断然是不小的刺激。

　　也许因为这个插曲，2019年3月，当我随杭州亚运会组委会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学习交流，在东京奥组委大楼入口处看到新版发布的会徽与吉祥物时，一时竟心生感慨，无法移开脚步。

　　追溯1964年东京奥运会，设计界会记起那个名叫龟仓雄策、后来被称为“日本现代平面设计之父”的设计师。那一年，奥林匹克的光芒首次普照亚细亚大地。龟仓雄策用奥林匹克五环和日本国旗的大胆叠加设计了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奥运会会徽。

　　处在日本平面设计的黄金时代(1950至1970年代)，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以“日本宣传美术会”(简称JACC)为中心的日本平面设计师，已开始着手对奥运会标志、海报、金牌、奖状、赛事日程、会场引导、门票、纪念币和邮票等一系列项目进行了整体、系统的视觉识别设计，并形成一个中心元素与整体间协同的设计系统——这一设计方法开创了现代奥运设计史上系统设计的新时代。

　　可以想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设计传统的国家与城市，是无法接受一个明显有缺陷的会徽的。因此，东京奥组委于2015年9月1日对已经发布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果断宣布停用。

　　新版会徽由野老朝雄(Asao Tokolo)设计，1969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造型大学建筑设计科系的野老朝雄(Asao Tokolo)，后来获英国建筑协会学院(AA School, UK)硕士，他创有Tokolo工作室，还兼任武藏野美术大学的讲师。

　　源自日本江户时代颇为流行的西洋跳棋黑白棋盘格是会徽的重要设计灵感。会徽选择了抽象形态，强化“连接环”的意识，以设计成一种强有力的形状，三种不同的长方形代表了不同的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用同样的形状表示连接在一起，传达了东京奥运会将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平台，连接全世界。因为赛事在夏天举行，野老朝雄(Asao Tokolo)选定了呈现清爽、纯净感的蓝色。设计师努力让会徽既凝聚着厚重的东方历史文化，也融入西方文化元素，以收到“和”“素”“寂”的多重美学效果。

　　在东京奥组委大楼看到的会徽，让我忆起到东京前，我在中国美院国际设计博物馆看到的1972年札幌(第11届)冬奥会会徽。那是一场日本当代著名设计师作品的联展，由G20杭州峰会会徽和第19届杭州亚运会会徽及运动图标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国际设计博物馆馆长袁由敏教授策展。札幌冬奥会会徽设计师永井一正延续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会徽设计师龟仓雄策的设计理念，在象征日本的旭日东升和奥运五环中间加了象征冬天的雪花(古时日本家庭纹章图案的素描)，同时在奥运五环下标注了“Sapporo ’72”(意为“札幌1972年”)字样。

　　视觉系统“设计”是大型体育赛事不可或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亲身参与执行过2022年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主要视觉标志和“杭州国际日”、“杭州国际友城市长论坛”等一系列视觉内容设计的具体组织和国际传播工作，我深深地理解——即使对于最优秀的设计师，要在一个二维的世界创造出众人一看便会觉得“对了，就是它”的作品，是多么难乎其难的事情。甚至于，如果愿意相信，哪怕功力深厚的设计师，在没有任何抄袭意图的情况下，也可能创作出“英雄所见略同”的作品。

　　“查重”由此与时俱进，并变得十分重要，而日益进步的互联网技术使海量的图形比对成为可能。为了一个尽可能完美的会徽，在新会徽的投票过程中，东京奥组委慎之又慎，先后花费了不菲的调查经费来排查是否有与候选作品明显相似的作品。当野老朝雄的作品被选中后，前车之鉴让东京奥组委又花了10天面向社会进行调查和公示，最后才正式将其选定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因此不妨大胆地推测一下，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上，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无疑是特别“昂贵”的。除了花费上可能的史无前例，这种“贵”，同时体现了对真正原创设计的渴望与尊重，以及正视现实和“纠错”的勇气。

　　小朋友“挑选”的奥运会吉祥物

　　在听取东京奥组委国际局负责人小仓文雄关于东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有关介绍后，我再次被立在会议室门口的吉祥物吸引，并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无声的回望与对话。

　　奥运会(夏奥会)最早的吉祥物名叫“瓦尔迪”，是一只短腿长身的德国猎犬，它诞生于1972年在慕尼黑举办的第20届奥运会。因此举办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实际上还没有吉祥物。不过后来还是有热心的网友为之杜撰出虚拟的“樱花娃娃”，网友们大抵是觉得：与旭日东升的意象相对，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吉祥物，非日本民间非常喜欢的樱花莫属了吧?

 

　　“花”真正以独立的形象作为日本大型赛事的主要视觉标识，出现于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办的第18届冬奥会。 它不是网友们臆想的“花宝宝”，而是由筱塚正典设计的作为会徽的花。该会徽由富有动感的运动员形象与雪花图案组成，整体像一朵雪莲，名为"五彩的雪花"。而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实际上是4只小猫头鹰，由兰德公司设计，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以四只动物作为吉祥物。

　　四只吉祥物分别取名为寸喜、能城、家喜和都木(Sukki , Nokki , Lekki , Tsukki)，代表着火、风、地和水四个不同的森林生命组成要素。非常凑巧的是，四个名字的英文字头加起来组合成了Snowlet，它是四只猫头鹰共同的名字，其中“snow” 代表冬季，“lets” 代表 “让我们”，Owlets” 则意为小猫头鹰。

　　长野冬残奥会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 “Parabbit”的兔子，其名称“Parabbit”由残奥会Paralympic前缀与rabbit(兔子)组成。该吉祥物的形象据说来源于英国画家沃茨的画作。

　　按照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筹备的一般规律，吉祥物的发布通常在会徽之后，因为会徽必须在吉祥物中得到使用。在亚洲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亚奥理事会(OCA)对亚运会吉祥物的普遍要求，包括在吉祥物的明显位置，必须有该届亚运会的会徽呈现。2020年东京奥运会吉祥物令人刮目相看之处，是会徽的主体和基本元素，巧妙而内在地融合于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整体中。

　　东京奥组委于2018年2月28日发布了东京奥运会吉祥物;之后的7月22日，东京奥组委在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吉祥物的名字Miraitowa。Miraitowa(发音为mee-rah-e-toh-wa)基于日语单词mirai(未来)和towa(永恒)的组合，选择这一名称，寄寓了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促进充满永恒希望的未来。

　　Miraitowa以蓝白两色为主色调，有猫一样的耳朵，大动漫风格的黑色眼睛，以及一个运动框架。前额上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会徽，脸上的图案回溯到古代武士戴的头盔。Miraitowa性格活泼，热爱运动且运动能力惊人，同时正直无私，具有诚信感，被设定为生活在数字世界里的人物，可使用互联网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自由往来。“miraitowa”的特技为瞬间移动，拥有超能力的他可自如移动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东京奥运会吉祥物既具有尊重传统的意义，又具有与尖端信息相协调的创新方面。

　　与之相对应，2020年东京残奥会的吉祥物名叫Someity(读音为soh-may-tee)，它来自日语“染井吉野”和英语词组“so mighty”。“Someiyoshino(染井吉野)”是一种樱花品种，“so mighty”译为无所不能。Someity拥有樱花触觉传感器，呈现红(玫瑰色)白相间的色彩，她拥有强大的心理和身体力量，代表着那些排除万难，重新定义可能性的残奥会运动员。

2020年东京残奥会吉祥物

　　吉祥物出自设计师谷口亮之手。谷口亮是一位居住在福冈县的自由设计师，从事原创角色的创作与插画设计，也会做些苏富比(sofubi)玩具。设计师采用传统和未来主义的风格，呼应“每个人拿出自己最佳状态”、“多样性和协调性”、“面向未来的继承”的东京奥运会理念。

　　明显可见可感的是，Someity和Miraitowa不仅色彩互为对比映照，形体神情相互匹配，更是要好可爱的朋友。

　　这对以日本传统市松图案(一种日本传统纹样，也称为格子纹，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为元素、颇具未来感的机器人，最终高票被日本的小学生投票获选。

　　吉祥物选取的这一方式与途径，无疑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最饶有创意和趣味的事情。

　　办一场哪怕没有现场观众的奥运会

　　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除非不可抗力，国际奥委会一般不会轻易更改关于重大赛事的既定计划。

　　2020年东京奥运会无疑是个例外。

　　早在2013年9月7日，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体会议上，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宣布东京成为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由于新冠肺炎的爆发和蔓延，国际奥委会同意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

　　之后依然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一波波疫情，让人们一度猜测东京奥运会最终会不会被取消。直到2020年3月30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东京残奥会也将于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举办，而届时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仍将使用“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名称。这事才算尘埃落定。

　　期间，我们还在媒体上看到，即使没有现场观众，东京奥运会也不会停办。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际奥委会特别是东京奥组委的办赛决心。

　　因为奥运会对于举办国和承办城市的意义，从来就不限于体育本身。

　　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例，日本新干线的第一条线路，也即连结东京与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干线于开幕前的1964年10月1日通车运营，新干线的开通，标志着日本高速铁路时代的到来。同时为了观赏奥运，当时尚未发展起互联网的日本掀起了购买彩电的热潮，家庭电视持有比例激增，催生出松下、东芝等电视品牌。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内藤多仲设计的东京塔等日本地标性建筑及其他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得以新建，并形成鲜明的建筑设计风格。毫无疑问，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仅带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还将日本重新介绍给了世界。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2013年申奥成功时曾带来约3万亿日元的经济估值，这也让这一届奥运会，一开始就同样承载了再次为日本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梦想与热望。不过从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设计师易主，以及日本本土著名建筑师隈研吾(亦为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设计师)设计的“木与绿色的体育场”，我们看到设计师以自然材料回应“经济与生态挑战并存”的努力，也可以瞥见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1964年东京奥运可能会有的差异。

 

 

 

　　事实上，奥运会的溢出效应，贯穿了赛事筹办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仅以国际传播为例，东京就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继申奥宣传片之后，东京城市宣传片《Tokyo Tokyo》亮丽出圈。宣传片采用分屏镜头，展示了东京这座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榻榻米与席梦思、油纸伞与现代伞、剑道与电竞，传统和服与现代和服、浮世绘与“初音未来”(音源库)、手写书法与机械泼墨……所有这一切形象地讲述沧海桑田的东京，日新月异的城市。尽管这种分屏拍摄的方式最早其实并非源自日本，而可能是美国波普艺术大师、流行文化之父、电影制片人安迪·沃霍尔的首创，但正如安迪·沃霍尔一开始“设计”这种“拍摄”方式时所预期的那样，分屏的方式意味着更抓“观者”的眼球，同时意味着同样片长传输更多的信息量，并由此达成“专注”和“看到更多”的效果。

　　最大的“设计”往往隐藏在开幕式中，但或许是文化差异的因素，疫情的影响和闭环办赛的冷清，也或者由于别的什么道不明的理由，多数观众对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接棒仪式”中的“东京8分钟”怀有更深刻的记忆。

　　在那八分钟里，Hello Kitty、足球小将、马里奥、哆啦A梦等闪亮登场，将体育场带进二次元世界，既勾起怀旧又激发想象。最后，首相身着动漫形象马里奥的装束登场，将二次元与现实的连接推向高潮。

　　诚如东京奥委会曾经表示的那样：那场秀的目的就是要把日本与东京展现出去，而ACG(动画、漫画、游戏)就是日本所拥有的强有力的内容之一，这也是全球的共识。”

　　我未曾想过，“东京8分钟”里的动漫形象，背后藏着多少经济价值;我同样并不确定，动漫科技是否再次成功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焦点。因为在时尚产业中，三宅一生征服世界的“褶皱”，山本耀司低调耀眼的“黑色”，以及带有鲜明草间弥生印记的“波点”与“南瓜”，给了我远超过动漫的吸引与占据。我所知道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历经波折跌宕，极不容易，但最后总还是办了的，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办了。而且在办赛最为艰难的时刻，国际奥委会给了东京难能可贵的责任“豁免”——“没有政府和卫生部门能够保证对疫情绝对管控，所有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这是我们都要承担的风险”，因此，国际奥委会通知奥运会运动员必须签署一份“豁免书”，免除东京奥组委对新冠疫情的责任。

　　然而，仅仅一年之隔，一些有“常青树”美誉的运动员就青春不再;一些原本要夺冠的抱负遭遇了霜打;许多相约去东京看奥运的美丽愿望破碎了，像飘散的樱花……

　　“设计”的都市，“遥远”的东京。

　　人算不如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