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精美的文物引发西安市民驻足欣赏
公元前二七八年，在“彩云之南”风光秀丽的滇池边，一个神秘的古国滨水而生，并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五百年的辉煌文明。然而随着中原汉王朝的兴起，逐渐没落的古滇国最终“拱手降汉”，并从此神秘消失，就连《史记》对其的记载也仅有寥寥数语，以至於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裏，都不能确定其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让湮没二千多年的滇国重见天日，出土的众多精美青铜器让人瞩目。/大公报记者 李阳波 文、图
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共同主办的“铜铸滇魂——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展”正在西安举行，一百二十件（组）滇国青铜器文物精品，不仅展示了古滇国的辉煌，同时亦向世人揭开古滇国神秘的面纱。
无字史书述说沉浮
本次展览共分为“古国重光”、“青铜铸史”、“遗失王国”、“开疆劃界”四个部分，集中展示了滇国青铜文化的诞生、发展及最後的终结。主办方亦希望通过这些精美的青铜文物，在带领观者领略中华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入寻觅神秘的滇国文化内涵，探寻其历史之谜。
现场专家告诉记者，青铜器在滇国社会中佔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前的滇国工匠不仅擅长製作青铜器，同时亦会常常将器物和滇人的日常生活巧妙结合起来。这也使得滇国的青铜器，大多形态万千，异彩纷呈，包罗万象。此外，和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崇神、重礼的程式化、符号化不同的是，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巧夺天工的冶铸技巧，将社会的千姿百态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複製的个案。它们恰似一幅幅青铜铸就的立体画卷，也是一部任何史学家都无法修撰的“滇国信史”和“无字史书”。
滇国青铜器的最典型代表莫过於各式各样的“贮贝器”，“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贮藏海贝（古代货币）的青铜容器，也就是今人俗称的存钱罐。在当时，它不仅是滇国青铜文化的独特产物，更代表着财富，是滇国王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徵。
在展览现场，有三件“贮贝器”特别引人关注。其中，“籍田祭祀场面铜贮贝器”表现的是在贵妇人的主持下，即将举行的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以及利用祭祀时机进行赶集贸易活动的场面。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件“贮贝器”器身为铜鼓形，胴、腰部分别饰有羽人划船纹、舞蹈纹、弦纹、三角齿纹及同心圆纹。器盖正中间是一喇叭形的高立柱，四周环绕了三十五个人。除了梳银锭髻、神态严肃乘肩舆的鎏金贵妇，以及为其开道、遮阳、抬轿之人，随行人群中还有扛铲者、提篮者、背袋者、点种者，人物形态生动逼真，主题寓意突出，真实反映了当时滇国社会生活和贸易的景象。
牛虎铜案巧妙组合
另一件“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则是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器盖上铸有立体狩猎场面。在现有出土的滇国文物中，这是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图案的组合与布局，以及纹饰的雕刻工艺，都显得相当成熟，表现了当时滇国青铜器的铸造和线刻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器线刻纹饰中还出现了人物装扮类似狮子的形象，以及长象牙的动物、牦牛等，这也为滇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则表现了一位鎏金骑士腰佩长剑，坐骑骏马的威武形象。盖周立雕的四头肥牛，亦显示出主人拥有的大量财富和极高的权力。
由於滇国没有系统和成熟的文字来记录历史，因而“贮贝器”就当仁不让的承担起“史书”的使命，它用直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把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凝结到一件件器物中，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是研究古滇国文明最真实的材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考古界曾有过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这就是著名的“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说法的由来。据悉，“牛虎铜案”是古滇国的祭祀礼器，此铜案构思新颖，以牛的四蹄为案腿，前後腿间横樑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被誉为中国青铜艺术和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件国宝级的“牛虎铜案”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主要展现的是一头站立的大牛，正在遭受背後一隻猛虎的撕咬，而在“虎视眈眈”之下，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庇荫於大牛腹下。经专家推测，这件青铜器或许是滇人为了表达种族繁衍的“无私母爱”而作，寓意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其主人应该是一位王室成员，也有可能就是滇王本人。
除了祭祀重器，另一件反映滇人日常生活的器物“鎏金双人盘舞铜扣饰”，亦寓意深刻。该器物是两千多年前古滇国人腰带上的装饰，图案上两名舞者服饰相同，头後梳条形小髻，高鼻、深目，身侧佩剑，双手执圆盘，作边歌边舞状。其下有一条蛇，口咬前人之右足，尾绕後人之左足。整件扣饰造型生动有趣，动感极强。从两个舞者的形象特徵与装束来看，应是异域来客，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塞人”。此铜扣饰对於研究汉代盘舞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展示了古滇国对外开放的时代印记。
嗜血兵器温情一面
滇国虽然前後延续五百年，但是到了西汉初期，随着中原王朝的日益强盛，其也随即走向衰亡。据《史记》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通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拱手降汉”，归顺中央王朝。於是，汉廷在此设置七郡，汉武帝还赐予滇王之印，就此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行政区劃的基本格局。而到了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汉朝设立永昌郡後，云南的西部疆域从澜沧江、怒江之间延伸到了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中国西南疆域也在此时基本界定。
滇王受印和益州郡的设立，意味着云南走向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过程的开始。此次展出的这枚金质“滇王之印”，重九十克，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呈正方形，上刻“滇王之印”四字篆书。
自汉武帝授滇王之印後，从中原迁去的移民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工具和技艺。而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大一统，也表现在了另一些器物上，其中“孔雀盖提樑铜壶”和“陶博山炉”就是典型代表。“孔雀盖提樑铜壶”盖顶立一开屏的孔雀，肩及腹部各有宽带纹一道，肩上有左右对称的双环，链接龙形提樑，是一件汉式器物融合滇文化元素的精品。而“博山炉”则为夹砂灰陶，是专门用於象徵汉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其炉身形制为高柄豆，炉壁镂三角形孔，盖上镂孔处似莲瓣张开，精美实用。
古人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雄踞西南五百年的古国，滇国雄厚的军力及锐利的青铜兵器，在其历史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滇国墓葬中，曾出土了种类繁多的兵器，而与中原兵器不同的是，滇国的一些兵器上出现了动物造型和人物造型的立体装饰。特别是一些造型生动可爱的动物形象，亦让原本血腥与冰冷的嗜血兵器，显现出些许的温暖和活泼。
此次展出的滇国兵器大致分为勾刺、砍劈、击打、远射和防护五大类，包括戈、矛、钺、斧、啄等。其中一件“手形銎铜戈”颇为奇特，这件铜戈整体被铸成手握短剑的形状，装柄後如同一隻操生杀大权的手，持利刃高悬头上。整个器物构思巧妙，将装饰效果与实用功能融为一体，在中国青铜器中非常罕见。不仅显示出滇国工匠丰富的想像力，也反映出人们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心。
另一件“立犬铜狼牙棒”也较为抢眼，该器物整体呈八棱形，顶端铸一立犬，警觉环视四周，棒身上铸有排列整齐的犬齿状锥刺，锋利无比，这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狼牙棒”实物资料。
对於滇国兵器上出现的动物形象，有专家推测，这种装饰感极强的兵器，或许是用於祭祀仪式的非实用性兵器，也可能是用於仪仗场合的礼仪兵器。
除了精美的文物，主办方对布展形式也进行了一次创新。整个展览以滇国古城墙场景复原作为开端，以模拟滇王宫室内场景作为高潮，以青铜浮雕设计多角度反映滇人的生活居住状态作为结尾。体验、互动、思考的展览设计理念，亦让消失千年的古滇国文化，在今人的惊叹声中重现光芒。展览已於六月二十六日揭幕，为期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