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日前举办“近世中国城市的殖民经验与现代性国际学术工作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了香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本港的西医教育以及港督金文泰的管治手段，是极为重要的讨论方面，也反映了香港历史的变迁。

 

西医教育和殖民管治在本质上是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香港历史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也都呈现出了独特的样貌。

 

 

医疗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务，所以一个城市的医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领域。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的罗婉娴进行了题为《战前香港西医教育的建立》的报告。从中可以感受到香港西医教育艰难而坎坷的起步和发展历程。据了解，近代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乃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和进行。医务传道(MedicalMissionary)、传教士在华建立西医医院、训练华人任医护助手以及西医医院附设医学院都是极为重要的西医教育模式。在殖民的大环境之下，这也成为了香港开展西医教育的一个大背景。

 

1887年8月30日，何启(HoKai,1859-1914)、万巴德(PatrickManson)、湛约翰(JohnChalmers,1825-1899)、杨威廉(WilliamYoung,?-1888)及康德黎(JamesCantlie,1851-1926(JamesCantlie)等，组成新医学院评议会，商讨开办华人西医学校的事宜。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书院(HongKong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开校典礼在香港大会堂举行。这一西医书院的成立的目的是：“将西方医学带进中国，减轻患者的痛苦，延长华人的寿命，改善中国的卫生。”

 

比较有趣的乃是西医书院的宗旨：“意在使中国入于医术与现代科学之境，谓推广医术，所以增进中国人民之健康，发展科学，所以建设现代化之中国也”。而且办校者也寄望西医书院毕业生“成为大中华帝国之科学输入之钥匙”，为西医在中国发展的栋梁。从更加宏观和根本的目标上讲，乃是“将越出香港小岛，而影响且及于远处，所有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之人民疾苦，得赖本院毕业同学之高级治疗学术为之解除”。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医书院成立的目标不可谓不大。

 

在师资方面，西医书院并不逊色。大体上，由在港执业的西医医生或医务官员，兼任教学工作，包括在雅丽氏纪念医院工作的医生，如夏铁根(WilliamHartigan)、佐敦(GregoryJordan)、万巴德和杨威廉、院长谭臣(JohnChristopherThomson,1863-?)等。而一般意义而言，除了何启，所有教师都是外国人。

 

后来的历史发展更加宏观。西医书院开校后，入学者不限于华人。1907年，删除“华人”二字，改名“香港西医书院”，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广州或中国其他省份;亦有来自东南亚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有美国、英国，自小接受英语教育，能以英语沟通。20世纪初，港督卢押(FrederickLugard,1858-1945;港督任期：1907-1912)支持开办香港大学(UniversityofHongKong)西医书院合并为大学的医学院。有趣的是，在1887年至1912年，在128名西医书院学生中，只有51人毕业。有些学生没有毕业，或停学往其他地区继续学业，如关景星(KwanKingSing,1877-1955)转读北洋西医书院等。因此，西医书院毕业率低、辍学率高。而这些毕业生，包括孙中山在内，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需要关注的是，当时的港英政府对西医书院的支持比较有限。西医书院由一群在港行医的欧洲人及华人西医医生等自发开办，不是由殖民政府所倡导。香港政府医疗政策的执行和改革，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医书院毕业生的前途，部分欧洲人医务官员质疑毕业生的执业资格。所以，康德黎敦促港府在“立案与募款”两个方面，支持西医书院的发展。

 

 

回溯香港的殖民历史，则港督金文泰(SirCecilClementi)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由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韩子奇、陈学然所作的《金文泰的殖民管治思想》对这位深刻影响了香港历史的前港督的管治历程进行了深入梳理。

 

毫无疑问，金文泰非常了解中国文化。他出身于英国殖民地官僚世家，父祖辈乃至妻子家族，不乏资深殖民地高级官员。其叔父史密斯.金文泰是首批到港任职的官学生。他本人于1899年便以优等成绩首选成为香港官学生，精通中文。他在1900年及1906年已通过粤语、国语考试，成绩优异，跟随有“唐文大师”之称的香港大学教师宋学鹏学习古文。金文泰把《粤讴》译成英文，对于中国文化及古典文学、经学等也有相当造诣。

 

金文泰1903年任职于新界土地测量处，对新界乡事多有了解。1907年便升至助理辅政司一职，全方位处理香港社会事务。1924年他被甄选为第17任香港总督。很善于演讲的金文泰在本港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展现了他的风格：“本督当时已以家乡视此地，今日重游斯土，不啻游子归家，喜可知矣。”当时的报纸认为他“把香港视为故乡，并以游子归家作喻，更对在场嘉宾表明将竭尽所能地与他们一起协力解决香港面临的危难”。

 

履职港督之后，金文泰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解决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何加强港英殖民政府的管治权威，更好的管理香港;如何突显香港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有别于中国内地。

 

所以，用中国的文化保守思想来组成一个由文化国粹主义者组成的同盟在他看来很必要。金文泰欲与华南昏乱政局保持距离，故有意识地迎合在港绅商，并鼓励传统经典教育。他和中国的文化遗老们是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但遗老们有其文化资本，而在金文泰重构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这些教忠说孝的四书五经，其传统经义教育正可帮助金文泰稳定人心，并襄助其获得文化价值系统或在地主流精英力量以加强其统治力量。他更参与捐资成立中文学院，以传统思想抵御左翼革命的浪潮。这样的做法令香港一时间成为了中国保守文人的大舞台，社会弥漫在文化保守的氛围中。也就不奇怪为何鲁迅对当时香港的复古风持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