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设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口罩成了日常必需品。在中国，提到口罩，必然要追溯到一位现代医学开拓者──伍连德博士。一百一十年前，一场浩大的鼠疫席捲了清末时期的整个东北地区。临危受命的伍连德赴东北，率领东三省防疫人员，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这场浩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也正是他设计的“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来预防传染病。本期“人文历史”回望这段百多年前的抗疫史以及从中折射的社会百态。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年底至一九一一年中，我国东北地区由境外传入并爆发了一场剧烈传染病“肺鼠疫”。此病最初在沙俄境内的中国伐木工中出现和传染，沙俄当局当即焚毁亡者住处和物品，将中国工人赶回国，疫情随之潜回中国境内。一九一○年十月，由沙俄入境的两位中国伐木工，在边境小城满洲里客店病亡；同住客店的几位旅客，也出现发烧、咳嗽、吐血等症状，随即死去。十几天后十一月八日，一千公里之外的哈尔滨，也出现相同症状死亡病例。一场最终夺去六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就这样在毫无预警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时代背景 差天共地

　　疫情爆发后正值“闯关东”者返乡过年档口；病疫顺着铁道沿线扩散并南下关内京津、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清政府採取封城、断绝交通、隔离检验乃至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等严防死守措施；三个月疫情高发期过后，逐步恢复铁路运输及复工复产；半年内基本战胜疫情；抗疫支出、疫情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当日清王朝风雨飘摇、夕阳西下，每採取一项措施，都阻力重重；尤其是，驻军我东三省的沙俄和日本侵略者本就虎视眈眈，此时竞相以中国政府无力抗疫为藉口，要求自行开展防疫，进而扩大管治权，企图实现对东北全面佔领和控制。国难当头，以开明廉能著称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部丞施肇基等为主的清政府官员，和由科学家、“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医生率领的医护、员役，共同奋战，“数月以来，内卫民生，外联国际，卒能将各处疫患，（黑龙江）与奉（奉天即今辽宁）、吉（吉林）两省同时肃清。”（《（民国）黑龙江志稿．职官志》）清政府直接投入抗疫资金，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当时《大公报》等报刊追踪报道疫情，并开闢专栏传播防疫知识。

　　“朝受职务，夕报病亡”

　　按《（民国）黑龙江志稿．职官志．锡良传》，疫情基本扑灭后锡良上朝廷奏摺，回顾疫情突发来势汹汹，东三省主要城市迅速沦陷：“此次疫气猝起，初由满洲里延及省城（渖阳），继由哈尔滨传播呼兰、绥化、海伦各府，大赉、肇州、安达各厅，大通、汤原各县。如火燎原，如水溃防，竟成不可收拾之势。”哈尔滨成为重灾区和疫情传播中心。《大公报》报道，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三至二月三日十天裏，仅中方管辖的滨江厅即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就有五百七十二人染疫身亡。锡良奏称，疫情猖獗之时，所有官员、缙绅、医护、服务员役，“往往朝受职务，夕报病亡；前者颠仆，后仍继起。”开始只能被动应对，“督饬各属，厉行扑灭。”而俄方由其控制的道里区，频频插手道外。十二月，日、俄两国照会清外务部，要求独立组织防疫。施肇基当即意识到，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无异於将东北治权拱手相让。而要捍卫国家主权，就要有一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堪当大任的专业人才。他想到了科学家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姓、名、字取“五星连珠”天下祥瑞之意。祖籍广东台山，一八七九年出生於今马来西亚。一八九六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留学，一九○三年取得博士学位，回马来西亚行医。一九○七年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医学生。面对这场高危传染疫情，伍连德义无反顾，带领助手踏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后被清廷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

　　分区防疫 “伍氏口罩”

　　以往鼠疫为腺鼠疫，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等为媒介。但在伍连德到东北之前，日本科学家解剖三万多隻老鼠，证明当地老鼠没有携带鼠疫杆菌，也未发现死鼠。伍连德另闢蹊径，从被感染者即病亡者尸体解剖入手。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进行了大鼠疫中第一次尸体解剖，血液标本细菌培养报告揭示，此次是鼠疫，但不是传统鼠疫：它不是以老鼠等动物为媒介传播，而是通过飞沫等途径实现人际传播，被感染者会出现急性肺部炎症。他据此将这场鼠疫称为“肺鼠疫”。在当地的外国医生们先是都不认同，但随着几位医生染疫丧命，最终认同了他的科学结论。

　　伍连德根据自己的结论展开防疫。他原就使用双层纱布、内置吸水藥棉的简易口罩。此时为防止飞沫传播，他建议医护人员和民众佩戴这种口罩，但回应者了了。法国医生梅斯尼染疫去世后，人们纷纷戴起这种口罩，后来受到业界普遍认可，称之为“伍连德口罩”。

　　伍连德领导下採取分区防疫，由傅家甸地区推行，其他地区纷纷效仿，迅速建立起类似“封城”式抗疫体系。傅家甸分成四部分，每部分由一位高级医务官负责，逐家筛查。发现被感染者，送往新建的专门医院治疗，家属及密切接触者送往专门隔离区。每日进行房屋消毒，向主管医务官递交疫情报告。同时征调一千一百六十名步兵、六百名员警，昼夜值守，严控人员流动。此部居民要前往别部，须申请特别通行证。步兵和员警在规定出入口作人员盘查，但不得随意进入所负责区域。根据收治病人病情，将医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等，以便进行针对性治疗，并避免交叉感染。

　　后来他又发现因冰天雪地，大量病亡者棺木搁置地上无法下葬，造成毒菌传播，以致重灾区哈尔滨当地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经奏请朝廷批准，一月三十一日，在大批失去亲人的百姓目送下，对二千二百多具尸棺举行了火化和掩埋。沙俄专家后来验证，鼠疫杆菌在极寒天气下，至少可存活三个月。火化后，病亡数字逐渐下降，至三月一日零时，傅家甸降为○；东北其他地区也相继降为○。在连续多日无死亡报告后，各地区相继解除隔离状态。

　　停车三月 次第复开

　　当时远途交通主要是火车、轮船。为阻止疫情向京津及关内其他地区蔓延，截断了铁路运输。宣统三年正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上《奉直地方验疫拟派医随车查验摺》：“此次东三省鼠疫发生，只以中国向来防疫机关不备，不得不暂停火车，以为急救严防之计”，至今已近三个月。这期间，“首以验疫为扼要方法”，各地从无到有建立起“验疫公所”和“临时医院”。奉天、直隶两省是筹款设所，分别留验；京城则由朝廷民政部直接督率，“防疫局员，诊、验兼施，倍形严密。”此摺提出，如今渤海解冻在即，是时候逐步恢复铁路、轮船交通运输了，并彙报了复产安排。

　　一是直隶当局重新修订和完善了《查验船舶章程》，水陆交通一体化防範。二京汉铁路防疫南传，由湖广（湖北、湖南）总督在各地设立验疫公所、临时医院，作为定点準备。火车上流动验疫，由邮传部专责，“已经延聘专科洋医，及各医院西学医生，分派京奉（京哈线）、京汉（京广线武汉以北）两路，随车查验。如有疫病发见，即送各该地方官医院，隔离诊治。”如果沿途车站发现疫情未淨之处，当即停止该站售票及旅客上下车，只装货物，以昭慎重。他说现据各处报告，疫气日渐消退，谘询中西医专家，都认为随着“天气融和，此疫自然衰减”。

　　邮传部、外务部、民政部及奉、直两省当局，还会商确定，关内疫气渐清，除滦州、昌黎、北戴河三处暂停售票；其余各站，一律售票开车。关外继续通车，拟於渖阳、营口、山海关，各设留验所，旅客需验明给照放行。山海关为直隶省负责，渖阳、营口两处留验所由奉天负责。一切準备完毕，只等“次第开车”，以期兼顾抗疫与复产而安定人心。

　　当此疫潮始退之际，官民惊魂未定，对复工复产心存疑虑。盛宣怀先是列举该部统计：“自京奉火车停驶，已将两月，仅就路利而言，所失殆逾百万（一百多万两白银）。提还洋债本利（偿还修铁路外债），益苦不支；即国家税项、人民商业，隐被损害，尤难缕计。”而俄、日在东北铁路一直未曾停运，“坐视俄、日铁路行驶自如，长此阻停，不特贻笑外人，深恐以后动鉴前车，则铁路受损无穷，必至贻累国家，殊非浅鲜。”经清廷摄政王载沣批准，复产复工终於实行。

　　抗疫资金 百万白银

　　此次抗疫直接支出，一九二一年修竣的《清续文献通考．国用考》统计，疫发当年紧急拨款东三省，添设医院、检疫所，度支部在大连税关项下拨银十五万两；“次年春又向各国银行借二百万两，直隶亦借大清、交通两银行三十万两；上海（度支）部拨银十五万两。”合计二百六十万两。

　　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代表的清政府倾力抗疫。《清史稿．锡良传》：“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不到十天）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疫绝。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於省署，锡良主议，咸起颂之。”三个月控制住疫情，万国鼠疫研究会共十一国医士来奉天考察及召开专题会议，锡良应邀主持会议，与会各国专家向他致敬。

　　大疫之下当地居民首当其衝之外，在关外的二三十万劳工，遭遇春节回家难、年后返工难，甚至流离失所。“直隶等省苦工，寄食关外者，不下二十万人。年终返乡，则遮闭不得入。山东农民赴奉、吉耕种者，不下七八万人。春初北行，又阻遏不许出。中途坐困，乞贷无门。”清廷於年底也发出上谕：“关外一带防疫紧要，各省前往工作人等回籍度岁，未能入关。见在天气严寒，留滞饥惫，实堪悯恻。其行近楡关（山海关）者，着陈夔龙（直隶总督）设法安置留养；其在奉天境内者，着锡良饬属妥筹，毋任流离。”（《清续文献通考．国用考》）话虽如此，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自身难保，保护人民利益早已有心无力了。抚今追昔，令人痛感：没有国家富强，哪来人民尊严？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