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港九大队游击战士在行军

　　侵华日军於1941年12月突袭香港，英国守军节节败退，香港同月沦陷。然而，香港战事一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即派出黄冠芳、刘黑仔等率领武工队进入沙头角。日军进佔港九后，兵员不足，只能驻守市区、交通要道及前沿防线，无力顾及新界山区。入港游击队趁势在这些真空地带谋求发展，他们尾随向前推进的日军，沿途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藥，并建立起秘密联络点，着手开展敌后游击战。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为了联合及加强在港的抗日力量，1942年2月3日，进入港九地区的这几支游击队分队成立了一支港九独立大队，由原香港工人蔡国梁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大队人员有内地游击队派来的幹部，有来自洋务工会、中华书局、东华三院等社团的进步青年（印刷工人潘江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香港的爱国民众。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又有一批共产党员撤退到香港，加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可见，港九独立大队的发展及壮大，亦与内地军事局势的变化有密切关係。

　　港九游击队作为唯一一支在香港的抗日武装部队，为沦陷时期的香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首先，游击队一个功绩是“秘密大营救”。当时，不少国民党政要、知名爱国人士和文化人集中香港，战火突然降临，他们无法及时撤退。日军佔领香港后，四出追捕这批人士。这批人士万一落入日军手裏，日军便可大肆宣传及乘机要挟，以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资本。日军如果抓住了作家、演员、剧艺界，就不会放过这机会，势必威逼利诱文化演艺人士成为日军的宣传工具。

　　秘密营救文化演艺人士

　　当时，滞留香港的政要人物和爱国人士连同他们的家属，有数百人之多，营救这批人士由海路离港的任务，主要落在游击队的海上中队肩上。营救行动从1942年1月初始，至2月底结束。被营救出来的知名人士和家属共八百多人，最著名的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黎楚生等。后来，海上中队亦逐渐由护航小队发展为近百人的海上中队，他们在香港附近海域频繁袭击日军海上交通线。海上中队先后经历较大海战十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并截获数百吨货物上交东江纵队总部。港九独立大队的营救行动，营救出多位当时在香港的知名人士，破坏了日军尝试利用这班名人作宣传工具的阴谋，实在是香港抗日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东江纵队还与盟军、英军服务团等紧密合作，协助营救大批盟军及国际友人。香港沦陷后，受到侮辱的不仅仅是华人，还有英美和加拿大官兵及印度警察。他们被俘后，分别被拘於香港的集中营。香港大学教授兼义勇军成员赖廉士（Lindsay Ride）逃离集中营后，得到东江纵队的协助，逃往大后方。赖廉士到了后方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团体──英军服务团。东江纵队在以后的活动中给予英军服务团以有力的协助，包括助其建立情报站，提供日军在港的活动情报，协助盟军部署对日反攻作战。1944年美方更主动派出情报组与东江纵队合作，在东江敌佔区，广泛建立了情报站，为在华美军提供宝贵的情报。这些军事上的情报，令盟军了解到驻港日军的军事部署，为击败驻港日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贡作抗日根据地

　　港九大队以新界乡村为根据地，出没於九龙和港岛市区，积极对日军发动攻势，包括派遣短枪队袭击日军据点、截击日军运输队伍，以及伏击汉奸，使驻港日军不得安宁。黄冠芳、刘黑仔麾下的短枪队多次在茶果岭、牛池湾等地袭击日军。他们先后伏击了日本特务东条正芝及多名汉奸密探。1944年初，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迫使扫蕩西贡、沙田的日军退回市区。据1942年的一次人口调查，当时整个新界区的日本人只有41人，在西贡区的一万零八百二十一个华人中，统计完全没有日本人。西贡远离香港市区，群山围绕，往九龙只得一条小路，令当时西贡成为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因此成为港九大队的主要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则於1945年9月1日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命令撤离，但其后又应英方请求，自发组成自卫队以协助维持新界治安。及至港府於1946年9月重开各区警署后，自卫队才陆续解散。可见，东江纵队作为一支建立於抗日战争的部队，即使在战后亦致力保护香港作出贡献，香港人实应铭记东江纵队这份无私守护香港的伟大精神。

　　在抗日战争期间，港九大队与日本佔领军的鬥争，经历3年多。西贡地区起伏的山峦和众多的海湾，掩护着港九大队的游击战士，袭击日军，拯救滞留香港的文化人。游击队在多次突袭和抢救行动中立下功绩。因此，战后40年，由以往活跃於港九大队的热心人士，筹集捐款，向港英政府在西贡斩竹湾申请土地於1989年建成“抗日英烈纪念碑”。纪念碑标志了港九大队与抗日历史的密切关係，也确认了港九大队老战士为香港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