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苏轼像。\ 图片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二○一七年至今在央视及各电视台常映不衰。这位一千年前的文化名人，至今拥有众多“粉丝”。笔者认为，他的作品裏蕴含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科学技术发明、文学艺术繁荣，乃至人生哲学等多方面内容，使得后人常读常新，是造成“苏东坡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姜舜源

（文、图）

　　宋代结束了夏商周至唐之前的“贵族政治”，而完全实行“精英政治”：国家官员全部通过科举选拔产生。由此激发了进步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之前唐朝相比，宋代的官员甚至皇帝都更像知识分子，唐代的知识分子则更像官僚。例如唐代韩愈等文学家主张“文以载道”，文章服务於政治；大书法家颜真卿生前第一身份是平原太守、鲁郡开国公。

　　“政治精英”并“文化精英”

　　在苏轼（一○三七至一一○一年，字子瞻，号东坡，谥号“文忠”）身上，正体现了宋代社会精英集“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艺术精英”於一身的时代特点。他一方面是政治家、清官能吏。比如在杭州任上的建树至今流传，西湖“苏堤”是人们对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纪念。一方面是诗人、词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思想家以及美食家、旅行家。作为诗人，居宋代诗人之首；作为词人，居宋代词人乃至整个古代词人之首；作为文学家，名列“唐宋八大家”；作为书法家，居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之首，开创“苏体”，黄庭坚也出其门下；作为画家，是古代“文人画”理论开创者和实践者。北宋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南宋初期状元张孝祥，后期状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等等，都是集政治家、文学家、诗（词）人、书法家等於一身。

　　作为美食家，至今脍炙人口的有杭州菜“东坡肘子”、潮州菜“东坡羹”等。他的《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我昔在田间，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谁知南嶽老，解作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勿语贵公子，从渠嗜膻腥。”并作《东坡羹颂》：“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并详细解释原材料、炊具、加工程式，最后问美食家庐山纯道人：“此个天真味，根上来麼？尘上来？”（《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十，明成化本）

　　“穷儿暴富”　　证印刷发明

　　北宋庆曆年间（一○四一至一○四八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在刻版（又称雕版）印刷基础上，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诞生的。苏轼见证了宋代印刷技术的飞跃。他的《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之五：“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即班固《汉书》）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同上，卷七）此事发生在宋哲宗绍圣元年至四年（一○九四至一○九七年）、商品经济发达的岭南。说明虽然五十年前已发明活版印刷，但苏轼在世时，尚无大规模刻版印刷图书，直到徽宗继位之后，特别是进入南宋才兴旺起来。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宋版书，主要是南宋时期的。例如：高宗绍兴间杭州刊修补本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孝宗乾道三年徐蒇江阴澂江郡斋刊本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孝宗淳熙、甯宗庆元间严州刊本朱熹编定的张栻《南轩先生文集》，甯宗嘉泰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元明递修本《孟子註疏解经》，理宗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朱熹生前出版的《晦庵先生文集》，国子监版《尔雅》等等。

　　明代徐官《古今印史．古今书刻》（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正是根据苏轼上述记载得出结论：“信斯言也，木刻之盛，其在宋之中叶乎！”尤其是“官阅宋版书（官方刻书），端楷绝伦”，后世称为“宋体”。他根据宋时校正《说文》等书，但称“唐本”而不称“唐刻”、“唐版”，印证宋中期叶梦得所说，“唐以前书籍皆写本”，到五代时宰相冯道才使用木刻版印书。明代学者陈颀也据此指出，苏轼之前都是抄书，此后刻本渐多，“多而易致”。（陈颀《闲中今古》卷下，明钞本）

　　“明窗大几”　　见屋簷升高

　　中国古代建筑採用斗拱结构和大屋顶。从现存山西五台县南禅寺等唐代建筑看，其大屋顶坡度纾缓，出簷较长，簷柱较矮，因之窗户低矮，室内採光也较低、较差。与宋代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相一致，建筑科学技术在宋代也获得极大发展。现存宋代建筑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簷柱升高，窗户加高加大，出簷收短等等。由於屋簷升高，室内採光多起来，光线也高起来，“高几大案”随之出现，不但方便看书写字，而且使人们逐渐告别了席地而坐的生活；衣裤可以收紧，从而告别了“褒衣博带”的历史。宋元明清虽仍以袍式服装为正装外罩，但其尺度已大为收窄，从此中国人进入新的生活方式。

　　苏轼诗《龙尾砚歌》见证了这一生活“近世化”进程。诗中“碧天照水风吹云，明窗大几清无尘”，明确记录此时已是“明窗”和“大几”，而且大几上的砚台映出蓝天浮云，说明室内採光之好。

　　五代（九○七至九六○年）之前，人们席地而坐，写字时是左手擎着纸卷，或将纸张置於矮几上，右手提笔写字。眼睛与纸卷、纸张之间都是垂直角度，右手执笔，无所依凭，上下、四周自由运动。宋初“高几大案”出现后，人们坐着与今天差不多的高椅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趴着写字，手腕运笔较之前大大地不自由了。苏轼写字随意，“书初无意於佳乃佳尔”（苏轼《论书》）；创作上随形就势，“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由此形成“苏体”特有的“偃笔”：就是单鈎卧笔，常常是拇指和食指执笔（近似今人使用钢笔），肘腕不大提起，有时使用侧锋，字势稍扁微侧。

　　“偃笔”带来效果还有，左行的撇画撇不出去或者是较短。因为肘部贴在案上，写字时右腕右行、下行均无甚阻碍，汉字也很少左行的长画，唯独撇画为左下长画，“偃笔”常常就撇不出去。对比王羲之《兰亭叙》帖和苏轼《赤壁赋》等帖，这种差别显而易见。

　　忠君爱国 千古两“文忠”

　　词和绘画艺术在两宋达至巅峰，在元明清的影响也大於唐朝。艺术史上，“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尚韵、尚意一致。故清代正统文化艺术以魏晋六朝为最高境界，以宋为尊，其次是唐。清诗的主要流派是“宋诗派”，而以苏轼为宗。从乾隆时期到清末，文化名流主要是“尊苏”。嘉庆、道光时宋诗派名家翁方纲、阮元、吴嵩梁等，诗名远播朝鲜、琉球、日本。吴嵩梁与朝鲜文化名流金鲁敬、金正喜父子及诗人、画家申纬交厚。吴嵩梁、金鲁敬以与苏轼生年丙戌相同为傲，诗书酬唱，为苏轼跨国庆生。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以苏轼书法为楷模，任湖广总督时，在苏轼名作《赤壁赋》、《黄州帖》诞生地湖北黄冈建“景苏园”，搜集刊刻东坡墨蹟。

　　苏轼生於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因虎门销烟、粤海抗英，被一同撤职谪戍伊犁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和前两广、闽浙总督邓廷桢，邀约当地主要官员伊犁将军布彦泰等十一人，“齐作坡公生日”。当年苏轼贬官岭南，获地方官和当地百姓热情欢迎，人们把惠州最美的望湖楼让给他居住；林则徐西戍途中，则一路上获英雄式款待，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日林、邓步东坡《大江东去》原韵，作诗填词。或许，他们从因为民请命而屡遭谪戍的坡公身上，获得心灵慰藉和精神力量。巧合的是，苏轼谥号“文忠”，林则徐身后谥号也是“文忠”。从苏文忠到林文忠，“以天下为己任”，是“东坡现象”的精髓。

　　（作者为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ISO 34300历史纪年国际标準中国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