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青关山遗址可能是三星堆的宗庙。\受访者供图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书写，但可以想像，历史上的每个郡县乡村和每年每天每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青年学者、作家萧易接受大公报记者採访时表示，他希望通过一个个遗址的文化解读、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萧易的这些想法，在近日首发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一书中，得到了呈现。\大公报记者 向芸

　　新书首发的当天，恰逢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发布，“不想蹭热点”的萧易无意中遇上古蜀文明中的热点，各种约稿纷至沓来。“对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将是一个长期的漫长过程。”在萧易看来，他正处於一个等待的状态，“新祭祀坑和众多文物发现后，不管是对三星堆的性质，还是古蜀国的形态，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解释。只有考古界全面探索后，才能对其文化现象进行一些解读。”

　　与萧易展开这一话题时，我们正在他朋友古色古香的家中。精美的古床围栏做屏风、各式的木雕造像当摆件，屋内有闹市中难寻的静谧，楼下有火锅店的熙攘，历史的碎片和生活的烟火气在这裏很是协调。这种氛围就像萧易在《寻蜀记》中，想给读者呈现的蜀地历史一样──“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於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比如延续400余年的汉朝，蜀地只留下‘列备五都’‘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而通过中江县塔梁子出土的东汉壁画墓，则能了解到荆氏家族迁徙至蜀地的历史。又比如《史记》中对西南各部族以‘西南夷’笼统描述，而从盐源笮人的青铜器和安宁河畔邛人大石墓中，则能看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

　　梳理4000余年蜀地历史

　　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其“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在历时10余年踏访后，萧易通过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各个时期遗址，有序梳理了4000余年的蜀地历史。说是“寻蜀”，萧易却没有局限於巴蜀，而是将其放在更宏大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裏进行阐释，并对诸多遗址进行梳理与定位，让人对蜀地历史有了新的感受。

　　《寻蜀记》从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宝墩古城开篇，“1995年冬天，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在成都平原被发现，2009年证实该城址规模达276万平方米，这便是宝墩古城，继石峁、良渚、陶寺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当萧易来到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的新津县宝墩村时，这座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古城正在发掘中，他得以清晰观察城市格局、建筑技巧、劳作痕迹等，并从中寻找复原宝墩古人生活的线索。

　　虽然宝墩古城并未发现青铜、文字，但恢宏的城垣、奢华的建筑，仍意味着这裏已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在萧易将宝墩古城与三星堆相连接后，他认为宝墩古城“如启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从青铜器窥三星堆古蜀文化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曾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从考古地层来看，三星堆一期文化与二、三、四期文化差别很大。萧易在宝墩文化中找到了答案。“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宽沿平底尊、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与宝墩文化的典型陶器极为相似。如果将三星堆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萧易着手写三星堆时，四川广汉的鸭子河旁刚发现青关山遗址，他在巨大的考古探访中看到了一个长55米、宽15米的长方形建筑基址。当考古勘探显示，这是中国继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之后发现的第二大建筑基址时，他想起了此前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纵目大面具，体量巨大且额头和两颊上下都有榫孔，说明它并不是人戴在脸上的，推测是组装在某些建筑物上，被高高供奉在宗庙裏，可能代表着古蜀人对眼睛的崇拜。”萧易说，青关山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样的推断，从奠基使用的玉璧、象牙来看，青关山基址上曾有座礼仪性建筑，可能是古蜀国的宗庙。因此，萧易将青铜器作为窥探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切入点。

　　“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铜人头像、纵目大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青铜器。它们自成体系，以自己的神话传说、祖先的崇拜甚至是部落巫师的夸张形象为主题，被古蜀人用於祭祀，追忆和崇拜祖先、神灵，显示出古蜀人独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祭祀体系和天马行空的幻想。”萧易在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聊天时，曾讨论过为何三星堆一直没有发现高等级墓葬，古蜀国的文物都是在祭祀坑裏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是宗教与王权相互交织、相互制衡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三星堆人曾非常频繁地举行祭祀，我们猜想当时三星堆各部族之间通过反覆的祭祀来维持国家的运作，三星堆很可能是一个神权主导的国度。”

　　在独特的祭祀体系外，萧易也以青铜器为线索，阐释了三星堆的军事、外交以及与商文明的关联。“1986年出土的青铜尊、罍，铸造技艺逊於中原，当时推测可能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製作的。但此次在3号坑裏发现的铜尊，製作工艺非常精细，说明商朝的青铜器和青铜铸造技艺，衝破了‘蜀道难’的阻隔，直接来到或是影响到成都平原。”萧易表示，对於这些青铜器，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古蜀人从中原定製而来，二是商代末年古蜀人参加牧野之战后分回来的战利品。完整考古学序列实证古蜀文明起源，当历史的纵轴继续推移，继三星堆之后，成都平原出现了又一古蜀王都──金沙古国。

　　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在金沙遗址，太阳神鸟等金器璀璨生辉，成为权力的象征；十节玉琮等玉器温润光滑，显示古蜀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频繁交流；数以千计的象牙被发现，在世界範围内的古遗址也绝无仅有……到春秋战国年间，船棺成为萧易观察古蜀文明的载体。在成都蒲江盐井沟船棺墓葬群出土的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而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则显示了古蜀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宗教礼仪制度。

　　“从宝墩古城到三星堆，从金沙遗址到商业街船棺遗址，成都平原建立起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相连续的完整考古学序列。”萧易说，之前对於中国西南的考古一直比较薄弱，这一考古学序列的建立，意味着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前，古蜀国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不断演进的文明形态。

　　“宝墩古城修建有庞大的城墙，说明当时古蜀国有了初步的国家形态；到三星堆时期开始有自己的祭祀体系，并呈现出非常成熟的国家形态；再到金沙遗址的象牙和黄金用具，以及船棺葬裏的大量青铜器，意味着古蜀文明在不同阶段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迹。”萧易表示，这说明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也有一个可以媲美商周时期古文明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是天马行空、自成一体的，“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国古文化喻为‘满天星斗’，巴蜀地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辉映，进而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作家简介：

　　萧易，青年学者、作家，曾出版《寻蜀记》《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空山》《知．道──石窟裏的中国道教》《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等专著，其中《知．道》被翻译为德、法、俄在国外出版。成都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影子之城”“和而不同”等展览策展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