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公报》旧址位於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

　　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先生，故去已经整整八十年了。他不仅是大公报历史上难以企及的巅峰，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座丰碑。在三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中，张季鸾始终秉持一颗爱国丹心，为国家为民族鼓呼呐喊，从不退缩；对敌寇对汉奸鞭挞讨伐，誓不低头。他展示了中国文人的崇高气节与伟岸风骨，洵为无双国士、无畏鬥士。这也奠定了大公报“文章报国”的报格与报魂，薪火相传，激励一代代报人不忘爱国初心，矢志砥砺前行。\马浩亮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陕西同乡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报》，张季鸾正式开启了职业报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接手大公报，开启了“新记”时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记《大公报》创刊一万期。各界贺信祝词纷至沓来。胡适在贺辞《后生可畏》中指出，《大公报》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同年，“九一八”国殇变起，大公报开启了最为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时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战正值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一年五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是为中国报界前所未有之光荣。讵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将生命献给了新闻事业。

　　大公报能够成为舆论重镇，张季鸾居功厥伟。身体力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持新闻救国、文章报国的理念，臧否时事，针砭时弊。“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於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激励鬥志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目睹明治维新之后的巨大变革，对日本的国策军情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对於时局的体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锐。

　　“九一八”事变前，张季鸾陆续发表过多篇文章，提醒国人应有危机意识。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东北对外关係之前途》，针对日本的异动，呼籲当局“速为相机因应之筹劃，最好恢复边防大员，多驻军队，随时震慑，同时与朝鲜督府交际联络，避免隔膜，且可资为研究，庶不致临渴掘井，手忙脚乱，东北幸甚，国家幸甚！”

　　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和敏锐洞察力，令大公报得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其后又迅速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一是开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从日本所遭受的国耻；二是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编，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儿莊大捷，举国振奋。八日，张季鸾发表《台儿莊胜利以后》，继续打气鼓劲：“这一战，证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还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渊猛进而不肯回头的，我全国军民务须切实知彼知己，沉着奋鬥。”

　　抗战期间，大公报记者出生入死，在血与火的第一线，发回了许多传世名篇。陈纪滢隻身勇闯伪满洲国白山黑水，孟秋江辗转长城脚下、青纱帐边，吕德润、黎秀石穿越滇缅丛林，朱启平在硫磺岛和冲绳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张季鸾曾对“战地记者”做过一番精闢阐述：“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枝笔。”

　　当时在大公报担任主笔的李纯青后来回忆道：“大公报在版面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报“四不”方针的重要一环。“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衝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於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於盲”。张季鸾一直坚持：“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张季鸾密切关注时局变化，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态发展，帮助国人正确认清形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国家真到危重关头》中写道：“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併三省……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开篇指出“这一战，中国必胜，但附有条件：必须力用够，苦吃够，断无便宜的胜。”并列举了四点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决心，断无中途罢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过重视日本的内部不安或经济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众感情并不能牵制军法行动，其经济基础一时也不会动摇。”“第三：现在国际上的道德呼声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时的经济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国际形势确与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时间，特别看我们自己奋鬥的成绩……即使有援助，也必须以我们自己坚决奋鬥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据驳斥了投降、妥协、苟安、寄希望於国际等不同论调，鼓励国人必须鬥争到底。旗帜鲜明，鞭辟入裏，充满信心但不盲目乐观，正视困难而不畏葸懈怠。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係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

　　公允持正

　　张季鸾言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爱国、报国，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先，体现的是一种匡扶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子情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奖章几天之后，当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籲》。起因是当时日寇进犯中条山，散播谣言，污衊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对岸观火”，挑拨离间国共关係。一时间反共舆论甚嚣尘上。大公报社评指出：“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评后，连夜疾书一封长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坝大公报馆。信中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籲》，爱国之情，溢於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惟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接着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敌寇谣言。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非常重视。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报》上全文刊登，并摘录信中两句话“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为题，醒目表达了中共的抗战立场。他还扶病撰写了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这两句话，并且写道：“这些话，非常精闢。正是我们在北方办报多年的政策标準，也正是十几年来中国大业演进的推动力量。”

　　嫉恶如仇

　　张季鸾体质瘦削，但却一直都是言论界的勇士与鬥士，嫉恶如仇。对於醜恶奸邪，辄加挞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报编辑工作之初，就以脍炙人口的“三骂”而声名鹊起。所骂者，皆是手握重权重兵的要员。

　　一骂吴佩孚刚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吴佩孚连遭惨败，仓皇逃回郑州。十二月四日，张季鸾撰写社评《跌霸》：“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权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张季鸾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一文，斥汪精卫“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三骂蒋介石虚伪好名。一九二七年，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忙着筹办与宋美龄的婚礼，并却鼓吹结婚乃是为了革命工作进步。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其不过是以“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革命志士“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而蒋“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

　　而对於背叛民族、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张季鸾更是不吝笔墨。一九四○年初，汪精卫与日本暗中签订卖国条约《日支新关係调整要纲》。其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紧要关头幡然悔悟，秘密离沪赴港，将密约经由杜月笙交给张季鸾。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刊登“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并痛斥：“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同日，重庆《大公报》亦刊发相关消息。此后连续数日，两地《大公报》相继刊发多篇社评《敌汪阴谋的大暴露》《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国同胞应该彻底明瞭了：敌人的野心阴谋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卫所谓的‘和平救国’，就是整个的亡国。”

　　这是正义与无耻的较量，是振臂高呼与怯懦屈膝的鬥争。正如张季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於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

　　他，将文人的正气歌、报人的丹心谱，永远留存在汗青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