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中南海新华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正式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至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周恩来入住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朱德、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入住中南海。中南海从此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机关所在地。

　　西苑北、中、南三海，一千年来相继作为辽、金、元、明、清宫苑；清朝结束后，从袁世凯开始的北京时期民国总统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政府，先后相继设在此处。新中国继续沿用原有建筑设施。如今，北京西苑三海肩负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寄托着人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们的无比爱戴和无尽怀念，并且在新时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中枢作用。\姜舜源（文、图）

　　坐落于天安门西的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她本是西苑太液池南岸的宝月楼，干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建。民国初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开设总统府，嫌其没有正中当阳的南门，便将楼外一段皇城红墙拆除，将楼下开出三间大门，两侧以“八”字影壁与红墙连接，将宝月楼改名“新华门”，沿用至今。门内影壁上，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宝月楼是干隆时期造园艺术经典之作，干隆御制《宝月楼记》称其建造缘起是：“每临台（南海瀛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于是因地制宜，按照“据岸者十之四，据池者百之一”的比例，建造了这座面阔七间、楼高两层、屋面为卷棚顶的端庄秀丽的园林建筑，与东边宏伟壮丽的皇城正门天安门相辅相成，相映成趣。

　　 干隆“宝月楼” 民国“新华门”

　　宝月楼改成正门后，穿过南海湖面正对瀛台南端迎薰亭、瀛台中心建筑涵元殿、南海勤政殿等，形成中国传统建筑南北轴线。勤政殿西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是清代康熙皇帝“劝课农桑”、进行农事实验的地方，曾培育出著名的“早御稻”。房屋青砖布瓦，质朴无华。

　　商周时期，今中海、北海、故宫一带是▉高梁／高粱▉河古道和自然湖泊。距今一千年前后与北宋同时的辽代，在南京城东北郊外这片湖泊中，建造了皇家离宫别苑，相传白塔之下是辽代萧太后、金章宗李宸妃的梳妆台遗址。金代改辽南京为中都，将这一带湖泊扩建为大宁宫园林建筑群，范围包括今天中海、北海及周围区域。疏挖湖底泥土，在湖水中央堆起“琼华岛”；将宋徽宗时南方进贡的“花石纲”太湖石，又千里迢迢从汴京城（今河南开封）宋代皇家园林艮嶽里运到金中都琼华岛上。

　　 “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

　　现存三海保存的主要是元明清时期的格局，北海白塔山在元朝是整个皇城的“靠山”，在明清是西苑太液池的风景中心。元代文臣陈孚、柯九思、纳新等记载：有一夜晚，皓月当空，琼岛澄辉，万籁俱寂，金章宗与李宸妃在山上吟诗作对。章宗出上联：“二人土上坐”，李宸妃对道：“一月日边明”。他俩各打一字，并且道出了当时的情景。特别是李宸妃用日比喻君王，月比喻自己，一语双关，妙若天成；而且金章宗第一个年号就是“明昌”，寓意文明昌盛。故此事传为千古佳话。

　　以“一池三山”象征东海及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是汉武帝长安城昆明池以来皇家园林的经典题材。元代太液池三岛除琼华岛外，是毗邻的圆坻、犀山台，就是如今北海大桥东端北侧的团城、南侧水中的水云榭。永乐开拓南海、堆筑瀛台，为保持一池三山格局，就把北海团城与东岸连接成半岛，保留团城小城堡、台城的特殊建筑格局；清干隆时期，又将元代大玉甕“渎山大玉海”，安放到团城承光殿前特建的亭子里。大玉甕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云南大理后，以大西南岷山玉琢制的，象征天下一统。团城又是辽、金、元、明、清千年历史的浓缩。周总理重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北京城历史文脉，非常爱惜西苑三海文物，他曾嘱咐北海管理处工作人员说：“‘燕京八景’北海占了两个（琼华岛“琼岛春阴”、太液池“太液秋风”），一定要好好保护。”

　　 “八景”有其二 定要保护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打通北京城东西交通大动脉，市交通部门决定拆除北海团城、“金鳌”“玉蝀”桥以拓宽马路，在文物界引起巨大震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汇总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专家们意见，要求保留这两处古建筑群，建议大桥南侧加宽，桥西中海红墙后移。郑振铎请部长沈雁冰（茅盾），以特急件形式直送总理办公室；又由梁思成面见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意见。

　　周总理听了梁思成的汇报后并未立即表态，只是说要到团城去看一看。几天后，在郑振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团城，总理步行绕团城一圈后登上团城，察看每座宫殿及城上古树，一边询问有关情况。走下团城，远眺北海琼华岛和中南海，目测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要改建北海大桥，把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不能向团城拓展。拓建大桥时，把大桥东西两端“金鳌”、“玉蝀”两座牌坊拆迁到陶然亭公园去。在团城北面修一座台阶，把团城和北海公园连接起来，而不要拆墙挖洞。

　　周总理作出这个决定后，又召开会议将工程方案确定下来。北京市有关部门重新设计，红墙向南移建；大桥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桥面拓宽至三十四米，桥身加长至二百二十米，既满足了当时市政交通的需要，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建筑及其环境风貌。

　　 足迹白塔下 遗范在心中

　　二○一四年，笔者参与北京市纪委廉政征文大赛评选，北海公园工作人员提交的《周总理晚年在北海》，回忆周总理在北海公园西侧的三○五医院住院期间，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到北海公园散步有几十次，公园不少职工因而接触到日常生活中的周恩来。

　　那时因西苑大修，公园暂停开放。周总理来北海散步、休憩，从未向公园提出过个人要求，连喝水都用自带的水杯和茶叶。医生为给总理补充营养，有时带一些水果。每次吃水果，总理总要让秘书数一下在场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了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在场的人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这时总理就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每人一杯芒果水。

　　总理走累了，就坐路椅上休息一会儿，有时从车的后备箱拿出自备的小折椅坐。公园的同事们为让总理坐得舒服点，就准备了一把藤椅。有一次，总理散步走到北海南门湖边看荷花，公园主任马文贵就搬来预备的藤椅请总理坐，这时秘书也已经搬来自备的折叠椅。总理说：“我有椅子。”马文贵说：“坐藤椅舒服些。”再三动员，总理还是不坐，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哪能那样不平等呀！为什么舒服的椅子让我坐呢？”总理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说：你这样做，我心里不舒服呀！秘书对马文贵说：老马，你就别让了，总理不会坐的。就这样，总理一直坐着自备的铁椅，不搞“特殊”。

　　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情已经很重。有一天他漫步来到琼华岛上的仿膳饭庄，经常负责外宾接待的厨师庞长红一见，赶紧上前问候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就对总理说：“我们这就给您做您爱吃的肉末烧饼。”那顿饭周总理吃了一盘炒油菜心，一碗蛋黄汤，两个肉末烧饼。庞长红知道，凡是私事，总理必然是自费。等到总理吃完后，他向总理报账说：“您这顿饭花了一块五。”总理摇了摇头说：“不对吧？木炭费算上了吗？要我看三块都不止。”看到总理的认真劲儿，庞长红只好按标准收了三块七。不料第二天总理又派人来“补钱”，理由是北海公园当时不开放，没有游人，为我这两个烧饼，也得专门开火炉，这样炭火费、人工费也要算上。最后，按总理的意见收五元钱。

　　周总理对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十分了解，一次来到此处，得知石刻都陈列在二楼时，叹息说：“二楼我上不去了。”园方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总理看，总理当即让秘书打了借条。几天后，总理秘书亲自到北海对公园负责人说：“周总理说《三希堂法帖》有的地方破损了，他要自己出钱拿到外面修补，再还给公园。”然后总理自己付款，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博物院，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装裱后，送还北海公园。

　　周总理逝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北海的同事们换了好几茬，但周总理的这些往事在他们心中历历如昨，代代相传。

　　（作者为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ISO 34300历史纪年国际标准中国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