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恩来（前排右三）与章士钊（前排左三）等人合影。

　　“我从小想学中医是受父亲影响。因为他说救人一命，比给人多少黄金宝贝、鸡鸭鱼肉，都有用。”

　　袁家家训严格，袁绍良告诉记者，钱只能用来买书。最初看小儿书，七岁那年，他就和姐姐袁绍兰，随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吴玉如学习古文、历史和书法。再后来，年龄渐长时，便开始看中医书。

　　袁绍良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进入北京中医院学习的。最初的际遇是因为他的老师吉良晨曾给周恩来看过病。“后来总理看我屋里书桌上摆的都是线装书，好奇问我‘你看这书？’我说‘我从小就学中医’。又问‘你为什么学中医？’我答‘这是救死扶伤之仁术。进能爱人知人，退能爱己知己’。他又问我‘你喜欢做医生吗？’我说‘喜欢，到农村去做赤脚医生我都可以’。”半个多世纪过去，如今袁绍良回忆起当初周恩来夸自己有志，仍是豪情满满。

　　离开章士钊家后，袁绍良跟着老师去了医疗队，“当时真的在学东西。面对一些怪病，缺医少药的，比城里人的病可厉害得多，有的急诊抓一点药，或者乡下抓点草药，煮着吃，病就下去了。真令人佩服。”

　　行医之路以佛心为己心

　　袁绍良认为，“中医主要靠老大夫的经验和望闻问切，要观察，要佛心、善心。”他说：“能把别人的病治好，心里特高兴，病一好一家人全乐了。”

　　遇到病人感谢他要送这送那，他觉得“其实什么都不用送。家里做馒头，给我掰半个我就很高兴；在那儿熬粥，给我半碗粥我就觉得很好，秀才人情纸一张，你说值多少钱，不过一张纸，写几个字，你说他不值钱也行，你说他值几百几千块救了一个人也行，实际上在乎他帮了这人什么。”

　　一九八○年，袁绍良来到香港，继续行医为乐。有病人拿着方子问他药贵不贵，他说不贵，四五十块；没想到有的病人觉得贵，“算了，改方子，改成二十块钱的，对方高兴了。我说不能让病人挖肉补疮啊，饭都吃不起，还让人买药。你要是以赚钱为宗旨，就别做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