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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傅山看书法之“变”——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

2018-06-11 20:28:49大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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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傅山行草《华严经》手卷(局部)\广州华艺国际拍卖供图

 

清代初年,山西有一位著名的人物,顾炎武、朱彝尊等各路文化人都去拜会他。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但学识渊博,汇通儒释道三家,而且精通书法、医学,还懂武术,以至于后人把他当作了一个传奇,在香港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的书里,他就是一位盖世大侠。现在,他的作品又是拍卖行的宠儿。今年五月,他的一幅行草《华严经》在广州拍卖,以1955万元人民币成交。他,就是傅山,又名傅青主。
 
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以书法为中心讲述了傅山的一生,同时以傅山为视窗,讨论了中国书法史上“碑学”思潮的兴起以及美学趣味的变化。\尼三
 
白谦慎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晚明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了通俗文化的发展,城市中的艺术更加诉诸感官刺激,小说、戏曲、笑话和消遣性的文艺广为流行,文化的娱乐性、戏剧性和商业性更趋强烈。同时,耶稣会传教士把西洋的新知识传入中国,这一切都让当时的文化景观千变万化。一种独特的美学思潮也应运而生了。在当时的思想和艺术界,李贽鼓吹“童心”,强调在直觉的引导下表现真实的自我;汤显祖主张优秀的艺术作品应是“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这些思想反映在美学上就是对“奇”的推崇。“奇”成了晚明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概念和标准,通俗读物也以奇闻异事来吸引大众眼球。正如著名文人顾起元所言“十馀年来天网毕张,人始得自献其奇。都试一新,则文体一变,新新无已,愈出愈奇。”
 
从“奇”到“拙”
 
“尚奇”的美学品味也反映到书法领域。明代书法大家董其昌书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生”就是其表现。董氏认为:“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也就是说,书法家要通过努力学习古代书法大师的作品,然后学习技巧,但这还不够,必须再往前延伸,所谓“由熟返生”,这样才能摆脱古人的束缚,与古人拉开差距,从而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白谦慎对董其昌给予了足够重视,他认为董其昌给后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董其昌也是一个分水岭,从他开始,临摹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一种自我发挥的创造。在董其昌之前,书法家临摹时只追求与古人形似,而董其昌的一些临摹作品,和他创作的作品一样,具有风格上的原创性。一旦临摹的意义不再是纯粹的向古人学习,经典的地位就被动摇了,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结果。“第一,书法家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偏离自古以来书家所信奉的经典。他们不甘被动地接受伟大而且深厚的传统,而是更为积极地去从事创造性的诠释。第二,古代名家经典的衰微还意味着,书法家的创作不再拘泥于经典,还可能对二王为中心的名家谱系以外的书法资源予以关注。”古代碑刻自然地进入书法家的视野,扭转中国书法艺术品位的“碑学”已呼之欲出了。
 
到了清代初年,学者在反思明代覆亡的悲剧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晚明多元文化景观造成了儒家理想的衰败。“那些曾在晚明孕育出讽刺、挑战古代经典的小说戏曲和尚奇美学观念的城市文化,遭到了来自清政府和正统儒家学者的夹击。在这方面,清政府和明遗民(至少是部分明遗民)的立场一致。”追本溯源、回归经典,在知识和信仰两个层面重新建立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就成了学术的主流,考据学、文字学和音韵学随之兴起。而此时,清朝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康熙帝举行了博学鸿儒特科考试,通过者均可进入翰林院,又启动了《明史》编撰工作。这一切都在推动着学者们投身学术领域。于是,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出现了。在书法领域,金石文字的兴起,促使篆书和隶书受到重视。傅山就认为:“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对于这一发现,他自信满满地说:“老夫实实看破。”而随着先秦和秦汉的古朴书风受到激赏,“古拙”成为了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书法嬗变的条件成熟了。
 
转捩点上的傅山
 
傅山是处于这场嬗变转捩点上的人。白谦慎是这样概括傅山在书法史上的意义,“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与十七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不少颇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由于傅山的书法作品同时呈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特徵,因而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书法在十七世纪嬗变的最佳视窗。”
 
一六○七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五年,傅山出生于山西太原的阳曲县。七岁到十五岁的傅山在家上私塾,也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辛勤地练习书法。他自己回忆说,“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从中可以看到,傅山早年的书法训练是在传统的帖学系统内进行的,并未涉猎碑刻。但是这段话中提到一个关键的概念“支离”。在傅山著名的“四毋四甯”美学观中,他提出“甯拙毋巧,甯丑毋媚,甯支离毋轻滑,甯直率毋安排”的思想。在上引傅山的回忆中可知,他是从《颜氏家庙碑》中体会到“支离”的风格的。“支离”这个词出自于《庄子》。在傅山心中,“支离”是一种审美理想。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经常可以体会到字体夸张变形的“支离”感。比如,把一个字的两个部分写得特别开,看起来像两个字,或者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写,看起来像一个字。再如,把原本一个字里的左边或右边的偏旁挪到字的上方,或者把字的偏旁旋转九十度。又如,故意打破字的结构平衡,把“颜”字右边的“页”字写得比左边的“彦”字要低很多,从而让这个字看起来整体向右下方倾斜。无疑,傅山的“支离”书法流露出他与满清统治者情感上的对立,这符合他的遗民身份。正如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详细论述了傅山对颜真卿的学习和评价之后所指出的,傅山在很年轻应该就接触过颜真卿的书法,但是明亡清兴之后,傅山成了明代的遗民,这一身份促使他从政治气节的角度重新认识作为忠臣典范的颜真卿的书法,并充满热情地学习和临摹。“傅山对亡明的忠诚驱使他去追寻新的书法典范,并通过艺术典范进而宣扬艺术家的忠臣品格,激励自己恪守遗民的政治立场。”
 
但是,傅山作为大艺术家,高明之处就在于把政治上的情感转化为了美学上的风格。因此,他十分重视“支离”在美感上的意义。而且,傅山其实更希望人们从美感而不是政治的角度来评价他的书法。就像白谦慎指出的,对忠臣操守的认同并不是傅山推崇颜真卿的唯一原因。“颜真卿书风还有一些形式上的特质吸引着傅山”。一般认为,颜真卿书法的独特风格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颜真卿家学渊源的书法传统,另一个是北朝尤其是北齐的石刻。因此,“就傅山而言,颜真卿的书法是连接帖学传统和这一传统之外的书法资源的桥樑。”傅山的家乡山西在六世纪时属于北齐,在傅山生活的那个年代,山西境内还有许多北齐时期的碑刻,主要分布在孟县、平定、介休、汾阳、阳曲、绛州和凤台等地,这些地方傅山大都住过,阳曲还是他的故乡,对于那里的碑刻,傅山应该并不陌生。和对颜真卿一样,碑刻对于傅山而言,也有政治的和美学的两种意义。傅山曾写过一首诗《碑梦》:“古碑到孤梦,断文不可读。茙字皦独大,梦回尚停睩。《醳名》臆萼草,是为葵之蜀。炎汉在蚕丛,汉臣心焉属?奉此向日丹,云翳安能覆?公门虽云智,须请武侯卜。”可见,碑中体现了包括傅山在内的当时文人对过往历史和前朝的情感维繫,但同时也蕴藏着他们对残破朴拙的意趣的追求。
 
傅山的一生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变局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傅山晚年的书法汇集了两股潮流,一是清初开始萌芽的金石书法,另一则是明末狂放的草书。实际上,傅山是中国进入近代以前最后一位草书大师。清代中叶之后,人们在书写篆、隶时,更强调结字平稳、用笔沉劲、风姿庄重,随着十八世纪碑学的兴起,张扬狂肆的草书销声匿迹了,再次复兴则要到二十世纪了,那又是一个思想多元、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书法与时代精神之间互为映射的密切关系。
 
“书法”以外的书法史
 
从十五年前的英文版算起,《傅山的世界》已出版过多次,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书法研究的专业领域,而成为当代人文阅读的必读书目。我想,这应该与作者採取了一种艺术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有关。换言之,《傅山的世界》不是就书法论书法,也不是就傅山论傅山,而是研究了书法或傅山的周遭世界。它是一本书法家传记,也是一本书法史著作,同时对了解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风尚,以及世人心态也都很有帮助。
 
葛兆光在其经典之作《中国思想史》中曾提出,思想史除了关注精英和大思想家之外,还应发掘“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些东西是在历史中真实起作用的。《傅山的世界》也是如此,它以“碑学”的兴起为主题,以傅山的人生为主线,但作者没有把笔墨完全放在技法的分析上,而是把这场书法的嬗变,以及傅山的风格放在明末清初政治、社会、文化变革的大趋势之中,比如本书不但关注到董其昌这样的大书法家,顾炎武这样的大思想家,还考察了晚明一般城市居民识字率的提高、出版业的繁荣等现象,从而深刻地描绘了新的艺术品位萌生的环境和过程。
 
或许,在有的书法家或研究者看来,政治、社会等与书法无关,这样的研究偏离了书法的“本体”。但所谓艺术的本体,经常是被建构的。尤其是书法这样抽象的艺术,如果不去探究那些或平直或陡峭或局促或舒张的线条背后的情感世界和文化诉求,我们又如何窥知其真意呢。陆游论诗有“功夫在诗外”之语,书法领域也有所谓“字外功”的说法,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明确说:“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要想书法学得好,工夫在‘书’外。”当然,这些话讲的是诗人或书法家个体的创作,但如果从书法研究的角度来看,不正是提醒研究者要把书法或书法家放在社会大背景中来考察吗?

责任编辑: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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