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金庸和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一九五五年金庸在《大公报》子报《新晚报》副刊的“天方夜谭”版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每天一段，共连载了五百七十四天，引得读者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连载一段时间后，不但使《新晚报》销量倍增，还被作为电台广播和街头说书的题材，金庸本人声名大噪，其作品亦掀起新派武侠小说新潮流。/大公报记者 刘 毅

　　一九五四年，一场比武热爆港澳，金庸与梁羽生奇招迭出，为武侠小说打造新纪元，作品连载叫好叫座，其后结集流传更广，从而形成中国文学新门类──新派武侠小说。

　　宁可无武 不可无侠

　　相比较旧派武侠小说常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联，金庸的小说则提出民族之别能否替代是非之别的疑问，将儒释道中的“仁义”推向新高度，且以瑰丽的笔下江湖构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也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勾勒出中国文人的风骨面貌，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概括书中精髓。

　　解剖人性、张扬慾望是金庸塑造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个延伸，就连写山写水，都讲究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高度统一，最终都是为“写人”而服务。例如《神鵰侠侣》裏的“绝情谷”，即是金庸以弗洛伊德提出的“水仙花人格”为论据，对人物心理空间的一种暗喻。不仅如此，他在传统武侠世界之外，不再局限於某一个场景的恩怨情仇，而是将侠之种种，铺陈在广阔的江湖空间，让民族精神於万里山河间尽情流淌。小说中的地理範围，也大大开拓本地人的阅读空间和想像力，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就曾到过回疆戈壁、中原华山、嵩山、泰山、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等地；《射鵰英雄传》的郭靖，其足迹从蒙古大漠至中土江湖，踏足领域不可谓不广。

　　论及金庸小说在香港的风靡，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香港社会并无太大的动荡，市民生活相对安定，电视和互联网都未有普及，故而人们在工余閒暇时间得以阅读报纸和小说，令《新晚报》的武侠专栏更成为香港人每天追看的读物。香港导演许鞍华曾在接受大公报记者採访时回忆道：“当年梁羽生、金庸於《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时，祖父和父亲为了二人的武侠专栏，每日必买报纸阅读。”

　　陪伴了几代人岁月

　　《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言，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现代汉语的词彙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所说“清通”之境界，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如此规範的文字，非常新鲜也非常吸引人。

　　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既吸收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又兼具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小说特色，将心理描写、审美情趣与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大好山河融会贯通，又植根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慰藉本地移民对於祖国文化的离愁情绪。此外，字裏行间若隐若现的政治抱负，为金庸赢得更高门槛的读者，使其超脱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框架，但立足点都在一个人字之上。

　　因此，阅读金庸的小说，不仅是看他笔下的侠义江湖，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索，其一生创作十五部小说，共计一千四百二十七个人物，陪伴几代人的青春岁月，大师虽已驾鹤西遊，但他遍及全球的读者，不论是青春少年，还是垂暮老者，脑海中偶然蹦出的文段，都足以影响他们的一生。

　　另外，《大公报》副刊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连续四期，逢每周日在“人文历史”版面刊登“金庸小说历史原型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