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周恩来的岚山考察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①

[①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411页。“邃密群科”这里指的是深入钻研政治学，因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倡导“德、智、体、群”四育，“群育”即指西方民主政治。]

1917年9月，周恩来寄语友人上述咏志诗之后东渡留日，1919年4月中旬，离开京都，乘船从神户出港，经明石海峡，濑户内海，途经门司、北九州，通过济州海峡，回归阔别一年半之久的祖国。②[②关于周恩来回国路线，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从日本神户坐船先到大连；一种说法是他从神户直接坐船回天津。]

岚山的人文地理简介

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后藤钾二会长一行时特意提及说：“我归国前在京都停留了一个多月。曾坐船穿越山洞，前往琵琶湖。琵琶湖十分美丽③[③《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46、577-578页。]。”

位于琵琶湖西南的京都，八世纪末成为日本的首都“平安京”，整个古城仿照同时代唐代长安和洛阳城的建筑式样,现在，除京都御所（即旧皇宫）、二条城等名胜古迹以外，京都依然完好保存着昔日的古都风貌，拥有1500多所寺庙和200余座神社。

岚山是京都府京都市的一个综合性观光点，是赏樱看枫叶的佳境名所。岚山标高381.5米，自古都时代起就成为贵族别墅首选。加之山清水秀，春樱秋枫，有“京都第一名胜”之称。岚山北部有条大河：大堰川。其上游称保津川，水流湍急，古来水难多发。下游叫桂川，由长达154米的渡月桥连接两岸，是岚山的象征。以渡月桥作为中心，右岸是1910年开设的龟山公园，左岸叫岚山公园。两座公园像孪生兄弟，面对面，共饮一江水。

渡月桥与第90代天皇龟山天皇（1249－1305）的诗作有关。桥名就源出其“月满桥渡”的诗句。自古岚山地灵，三位天皇择此地下葬。他们是第88代天皇后嵯峨天皇（1220―1272）、第90代天皇龟山天皇（1249年―1305）、第91代天皇后宇多天皇（1267年―1324）。三位天皇生前都酷爱岚山的风花雪月，咏颂樱花的名句分别被收录于镰仓时代的《続古今和歌集（しょくこきんわかしゅう）》、室町时代的《新千载和歌集（しんせんざいわかしゅう）》，成为日本人人皆知的绝唱。由此也引来参拜游客络绎不绝，繁荣了古往今来的岚山观光行业。

渡月桥南部是圣德太子（574-622）经中国引进佛教的早期寺院法隆寺，又叫斑鸠寺，建于7世纪，占地18.7万平方米。其中西院伽蓝是现存最古老的木制建筑。法隆寺建筑群于1993年成为申遗成功。

龟山公园南口近处有1978年建立的周恩来纪念诗碑。石碑使用深褐色的京都名石“鞍马石”，高1.3米、宽2.2米。碑身、碑座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仿若天成。纪念诗碑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雨中岚山》，背面铭刻着为诗碑建成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的名字。

周恩来诗碑的近邻是被誉为日本的大禹、水运专家角仓了以的铜像。它始建1912年，似与周恩来诗碑遥相呼应。

《雨中岚山》与《雨后岚山》的隐形地图

1919年4月5日，除了《雨中岚山》外，周恩来还挥写了《雨后岚山》，这两首诗表达了青年时代周恩来东渡日本探求救国之道从最初的迷惘道觅到真理光芒的真实感受。为考证周恩来的岚山路线，目前可引以为证的只有这两首诗。而《雨中岚山》是纪念石碑所示的题目，原名是《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为接下来的论据阐述的需要，在此特对两首诗予以引用。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作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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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根据对两首诗中描述的景致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周恩来的游岚山的先后顺序是，《雨中岚山》先于《雨后岚山》。而从《雨中岚山》中的“两岸”、“到尽处突见一山高”的描述可以发现，该诗运用了游记中移步换景的描写手法。诗中的“两岸”一词可以推断周恩来当天沿河而行。那是一条可以尽情欣赏两岸苍松和樱花的细流。而“到尽处突见一山高”一句则可看出，他的游览方向是从平地逐渐向高处移动的。

接下来，诗文告诉读者，就在疑是抵达尽头处，河面竟然突显深邃宽阔，“流出泉水绿如许”，河畔的山峦拔地而起。就在这山水风格突变切换的瞬间，原本雨雾朦胧之中透出了一线光明。周恩来置身这绿树红樱与山水云光交相呼应之中，似乎感悟到万物真理如同自然美景一般，因探求而明朗，因思索而入魂。

而这条路线与《雨后岚山》中的景致和时间段是连接的。如诗中的“山中雨过”、“登高望远”可以表明，周恩来在4月5日这一天沿河而行，在《雨中岚山》的，“到尽处突见一山高”之后，在《雨后岚山》的时间段内爬山登高，眺望“青山渺渺”和“渺茫黑暗的城市”。也就是说，构思《雨中岚山》的时间段大概是白昼，而《雨后岚山》则是送走晚暮，迎来夜色了。

根据诗意，为考证两首诗中所描绘的确切地点，笔者经数次雨中现场考察，初步认为周恩来游览岚山的路线为：乘坐1910年开通的京福电气铁道岚山本线，在终点站岚山下车后，经龟山公园南口，跨过渡月桥，沿河南岸的小路向山间而行。小路的尽头便是联通大悲阁千光寺的200层登山石阶。即穿过渡月桥，周恩来步入河对岸的小路，直行30分钟左右走到尽头，顺路登上眼前现出的通向山巅/大悲阁千光寺的石阶山道。从渡月桥到大悲阁千光寺，此间约为1.5公里之遥。

路线图

雨中二次游岚山的原由考

《雨中岚山》的起始明确指明，这是【雨中二次游岚山】，冒雨二次游岚山足以说明周恩来对岚山的喜爱。如果第二次游岚山的时间是1919年4月5日，第一次很可能是4月5日之前。因为诗中明确表示，接连两次的游览都是在雨中实施，两次之间的间隔不会超出太久。又因周恩来在京都停留的总共时间不过一月之久，其间之所以两次风雨无阻，前往岚山，必有缘由。据笔者初步考察，认为大概有以下原由可考。

（一）进一步了解和考察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系

1910年，亀山公园开放。1912年，被誉为日本的大禹、水运之父的角仓了以（1544－1614）的铜像就坐落在亀山公园的南口附近。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在岚山下车后，经龟山公园南口进入，角仓了以的铜像是必经之处。细心的周恩来不会放过角仓了以铜像旁的说明，他必然前往造访说明内容中所标出的大悲阁千光寺。因为那里供奉有73厘米高的角仓了以木雕。

1609年，开凿流经岚山的保津川水运的角仓了以为纪念和超度死于工程的无数生灵，将千光寺迁移到岚山景区的峡壁之上，以便登高望远，一览治理过的河川，眺望岚山全景。同时，还在寺内添建了供奉千手观音的大悲阁。并留下遗言，在大悲阁安放自身手握石斧，治水形象的木雕，以永久为牺牲的劳工守灵。

千光寺原本位于清凉寺西方中院，是第八十八代天皇后嵯峨天皇（1220～1272）的祈祷院。山号岚山，从属天台宗。后来，从1808年起改属黄檗宗。据笔者考察，信奉宗派的变迁与黄檗宗开山始祖隐元以及其高弟高泉息息相关。

黄檗宗是日本禅宗的一个宗派，其规模仅次于临济宗和曹洞宗。大本山为京都府宇治市的万福寺（山号黄檗山），开山始祖是1656年应邀赴日传教的隐元隆琦（1633--1695年）。隐元与鉴真起名，引领了日本社会文化的新一轮进化。因此，大悲阁悬挂着隐元的题词木匾。

1661年，29岁的高泉性潡（1633--1695年）追随隐元赴日，并遵师嘱接受大悲阁千光寺的邀请，曾在该寺住持。其间，高泉留下了敬仰角仓了以的诗文。“何人治水功如禹，估计高镌了以翁”。该诗被篆刻在寺院山门入口的花岗岩石碑之上，足以显示隐元、高泉为首的黄檗宗先贤对角仓了以及大禹的敬重。石碑高226cm，宽39cm，厚29cm。由森下仁丹的创始者森下博（1869-1943）建于1924年。

从年代来看，1919年到访此地的周恩来并未目睹这对诗碑。但是，根据日本的习俗，可以推测1924年以前，高泉之诗也会在同一地点得以反映。或许是简陋的石块，或许是木制图版等等。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当时的实物。

值得关注的是，隠元创立的黄檗宗以渡日志士核心，以其不忘故土，经久思明而著称。不难想象，距离黄檗宗大本山京都府宇治市的万福寺近距离的大悲阁千光寺也是汇集中华文明要素之据点之一。如此鲜明的中日混合性风土气息势必牵动了周恩来的家国情怀。落地渗透到日本本土文化中的大禹文化，自然与绍兴祖籍的大禹相互重叠，触动了游子的思乡之请。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恩来所刻画的雨中和雨后的岚山内涵将更显清晰透彻。同时，两次冒雨游览岚山的线路也更为目的鲜明。

（二）祭祖祭禹与清明习俗

周恩来祖籍浙江省绍兴市，史传中的大禹“葬会稽”、“禅会稽”、“朝群臣于会稽”，都源于绍兴。出身世家、注重传统习俗的周恩来自幼便接受了当地的风俗，清明节时节的祭祖与祭禹。

例如，1939年的清明节是4月6日、农历二月十七。距此离传统的祭祖时节仅有数日之隔的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回到绍兴宣传抗日运动。他专择29日上午，与族人亲友祭拜了先祖，下午参拜了大禹陵，并在大禹陵前留下合影。下述两幅照片均为绍兴的周恩来祖居纪念馆提供。

周恩来的母亲在他9岁时去世，无钱下葬，长期厝于淮阴一座庙里，让他揪心不已。

留日期间淮安老家急剧衰败，更让他心急如焚。1918年1月8日，堂弟来信告诉他久病的叔父去世了。他当天在日记里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④[④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11页。下一段日记引自该书第313页。]

由此可见，身在日本的周恩来在清明之际，特意安排了两次参访岚山，不会没有其用心和背景。可以推测，在异国偶遇充溢家乡风土气息的大禹氛围之下，自然涌起了澎湃的思乡之情。因此，目睹了日本的大禹、角仓了以铜像之后，周恩来自然而然顺路前往据此仅有1?5公里之遥的大悲阁千光寺。在那里考察了该寺所供奉的角仓了以木雕，发现了寺中悬挂着的的隐元亲笔匾额，加深了对传播中华和大禹文化的隐元和黄泉的认识，梳理了中日间特殊的混合型历史文化关系，并以其为鉴，整理了自身审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思路。

然而，笔者发现，1919年的清明节是4月6日。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尽管如此，依然可以推断，周恩来特意选择4月5日，第二次雨中参访岚山，也许由于他并不知道当年的清明节出现在6日，也可能由于6日另有安排，难以脱身，便提前一天祭祖祭禹了。或者是受到了以大禹为案例的中日关系之巨大启示，为深化思考而再赴岚山考察。总之，其出游岚山的目的当与祭祖祭禹，掌握和了解中日关系的第一手资料紧密相关。而周恩来的【大禹情节】也已经被建国前后的几次讲话内容所证实。

（三）周恩来与大禹精神

1939年，日本军相继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为了给先祖扫墓，回到了绍兴。在这期间，他在调查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之后，和亲戚一起在位于禹王庙的大禹石碑前和禹王庙的石阶上拍了纪念照。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称赞了大禹的治水功绩，鼓励同胞在保卫家乡，抵抗日本的侵略之时，要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

据绍兴周恩来祖居纪念馆介绍，周恩来当时注视刻有“大禹陵”三个字的石碑许久，对紧靠石碑、刻有“地平天成”的石壁也予以强烈的关注。当时拍摄的照片一直展示在周恩来祖居纪念馆。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周恩来还这样说道：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应该学习大禹和其故乡的英雄勾践，学习他们忍辱负重和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说道“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上，大禹是先驱者。在科学刚萌芽的时代，要战胜自然绝非容易之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掌握治水的方法，不是采取诱导的办法，而是采取压制的办法。所以独裁者必定会遭到反抗而失败。”

周恩来提到的“诱导”，出典自大禹治水的方法“疏通”。建国后，周恩来所提倡的“人民外交”思想也是以民为本，以疏通为方法，化解对外交往中的障碍的主张。1072年的中日间的恢复外交关系，建立正式国交正式“疏通”后的结果。因此，有理由解释在对待中日关系方面，周恩来所提倡和主张的就是借鉴大禹的“疏通”方法论的应用。“疏通”方法论的实践需要依赖广大民众，在对于日本民众的精神状况的把握之下，对日人民外交的思想才得以生成。抵达此境地的原点大概可以追索到其留日期间的综合性积累，如日本对大禹以及中国文化的受容状况的考察要素，对日本的国民意识、风土习俗的社会调查等等。

在《周恩来选集》中，也有涉及大禹的文章。1949年11月20日，周恩来接见了各解放区的水利联合代表。列举了“大禹治理洪水之际，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进去”的故事。他还鼓励水利工作人员，应该为人民除洪灾，谋幸福。并指示说：“水利部门的工作与各部门相关，必须认真应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整体的工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洪水和干旱之苦。水利工作是消除一切灾害的先驱性的工作，为“植树”的工作开路。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尽力。在中国如果能把所有的水都利用好了的话，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水利工作前景广阔。在将来,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同志不仅自己从事水利工作，是不是应该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1949年11月20日，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二个月的时期。周恩来要求进一步发扬表率作用，以大禹为榜样，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的运用独具慧眼。

1950年夏天，周恩来还在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大禹的治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幸福。我深信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做出超越大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总理就把大禹定位为文明的先行者、科学的先驱者，不难看出，这是在百废待兴之际，为促使国家各行业恢复发展的模式战略。对大禹的定位选择也源自周恩来的日本体验。因为内地和境外分别证实了大禹模式的核心作用和实用价值。

青年周恩来与大禹精神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深刻的。这也是建国后周恩来为了治水四处奔走，对全国水库建设，对治理淮河，治理黄河，利用长江，建设世界级的水利工程等宏伟事业，都紧密相关。

大禹的疏通方法论润泽了人民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指导并推动了中日外交的运作与发展。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纪念之际，回顾中日间的外交进程，无可置疑：我们始终行驶在人民外交思想的透明轨道之上。

对于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的考察工作始于笔者2006年。在参加共议21世纪日本神奈川发展的圆桌会议上，笔者初次得知位于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有一座创建于1726年的神禹祠(现今的福泽神社)及相关的文命(禹的别名)碑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6月，富士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中国的大禹则与富士山并肩鼎立。该地区同时拥有富士山和大禹这两种文化象征，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东亚文化经过相互接触、渗透、变异、融合，形成全新的文化生态、大禹文化古今皆得以绵延，受益于异邦中国。比如，当地300年来连年祭祀大禹，学校、水道、桥梁都以大禹命名，无一不在讲述大禹与彼方风土的共生共融。同时，为后人提供了剖析日本混融文化的具有现代价值的宝贵实证考查资料。

一、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现存状况及文化活动考察

1、日本大禹信仰文化活动的开展状况

2006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以足柄地区为中心的市民研究团展开了全国性的调查。而自2006年以来，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始在日本各地挖掘考察出大禹信仰的相关文物与史迹123处。⑤[⑤经治水神·禹王研究会禹王遗迹认定委员会的考察鉴定，至2016年10月相关文物已达124处。]

我们发现日本的禹文化是为适应各个地方的风土和生活、经过日本人自主选择与移植，在不断的交融演变中形成的。因此，它既保留了中日两国混融文化的特色，又逐渐发生内涵的转换，实现在日本的土地上大禹的治水神定位。为了进一步研究的进行，我们于2010年在神奈川县开成町召开了第一届日本全国禹王文化节。尔后于2012年，第二届文化节在群马召开、2013年的第三届于高松市、2014年的第四届于广岛市、2015年的第五届于臼杵市相继召开。另外，2013年成立了民间研究机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并发行了会刊，2015年成立了鉴定审查大禹相关历史遗址和文物的审委会。禹王文化节筹委会决定，从2016年起，日本禹王文化节每两年在拥有大禹文物和祭祀之地轮流举办。2017年10月，第六届大禹文化节在山梨县举行。

除此之外，还召开了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2015年5月9至11日，在神奈川县开成町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东亚文化交涉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七个国家的300多名研究人员和市民参加了会议。会议成果以中日韩和英文版的形式向世界各地传送，并获得了天皇夫妇的赞扬。

2、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祭祀活动的考察

在此，仅列举于2014年5月举办的两项祭祀活动。

[1]岐阜县海津市的禹王祭

当地住民每年都在5月14日黄昏，集聚在街头的祠堂，面向祠堂正中所供奉的禹王挂轴礼顶膜拜，感谢他除灾祛病，保佑这一方土地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据当地居民介绍，这一祭祀活动至少已经持续了160年之久。

[2]神奈川县西部酒匂川流域的足柄地区的文命祭祀

据神奈川县立公文书馆所收蔵的1879年的『神社明细帐』记载，始建1724年的福泽神社原名取自大禹的别名“文命”，其祭神为“夏禹王”。1841年的『新编相模国风土记稿』第一集班目村、川村岸之项中也提及了文命神社，明确记载有其「祭神·禹」的史实。因此，足柄地区有很多设施以文命命名。如文命中学、文命隧道、文命用水、文命桥等等。自300年前起，当地每年都在５月５日于神社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命祭祀活动。

二、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于当代中日关系的现实意义

1、大禹形象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奠定基础

在现存大禹遗迹统计数据中，有18处建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72年中日国交正常化期间，即此期间的长达78年之中，大禹的形象突破国与国之间的战火重围，流传于日本民间，根植于风土民情深层，汇入历史文化血脉，经久不衰。这一事实证明了国与国、国与民、民与民，文化与政治军事诸种关系之间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它启示我们，在中日交流的长河中，和平、正面的选项可以跨越政治障碍，人文交流和朴素的民俗学的魅力可以连接人心，前人的智慧与方策令今人深思。

2、大禹文化有助于推进两国和平对话

画在京都御所⑥[⑥京都御所京都天皇的寝宫，位于京都市中心上京区内，最初是作为天皇的第二宫殿而建成的，从1331年至1868年这里主要用作居住，随着幕府的没落和明治天皇重掌朝政，新的皇宫移至东京。]的御常御殿内隔扇之上的“大禹戒酒防微图”，出自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1834-1893）之手。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其最大特点之一是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全方位地体现于画作之上。其技法则结合日本审美传统特点，雅俗共赏，长期占据朝野各界的殿堂。

　　（京都御所内的大禹戒酒防微图）

京都御所其他以中国帝王为创作原型的狩野派作品还有“高宗梦赉良弼图”和“尧任贤图治图”，这两幅作品与大禹戒酒防微图联合为隔扇画三图，创作者分别为座田重就和狩野永岳。

京都御所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行政中心所在地。从公元781年自奈良迁都京都到明治维新的1074年中，它一直是历代天皇的住所，后又成为天皇的行宫。有28位天皇从1331年至1868年在此生活,该画作久持宫中是为了让历代天皇以大禹为楷模，保持传统的自重、自尊、自戒、自勉、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期成为众望所归的德君。

除此之外，日本皇室尊奉大禹为中华文明典范还具以下四点原因：第一，大禹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为日本建国治世之鉴。自古以来，日本天皇就主张引进大陆文化。他们的日常规诫中基本上以大陆文化中的君王和圣人的仁德为座右铭。中国的伦理道德融入到日本皇室的教化深层，并形成了言行的指南。因此，直至今日，东方式传统的伦理道德更贴近历代皇室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更容易被皇室所理解和接受。

第二，大禹文化是皇室年号的来源。由于大禹和日本皇室自古就保持有这种近距离关系，当今天皇的年号“平成”便出自《尚书大禹谟》，原文记录了大禹治水的成果所展现的壮观就是“地平天成”。出自日本著名画家雪舟笔下的挂轴画作《历圣大儒像大禹》，其画中题词即是选自尚书之中的“地平天成”。

综上所述,至少从5世纪汉字与汉籍传入日本起始，皇室就对大禹怀有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大禹在日本的定位与而后的帝王学与帝王图鉴的东进相得益彰，深得朝野拥戴，便自然而然的加入日本文化中的信仰对象行列，并逐渐演化为日本本土的大禹信仰。

第三，大禹文化是读解日本中国观的一扇窗口。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价值观是在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中趋向脱亚称霸，以西方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标准，日本尽管致力于战败后的和平建设，并于1972年与中国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正常化，但16世纪前以中国伦理道德为参照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也导致了国民的关注重点的转移，与中国相关的各方面的知识都被淡化，中国观的内涵也随之逐渐发生了演变。因此，提到中华二字，当今日本人最先联想到的就是“中华料理”，而昔日日本人所关心和热衷的中国的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框架已成为古董，而非参照方向。

但是，一经追宗求源、以史为鉴的文化梳理，当代人大都应运而悟，产生呼应。本文所述内容便充分反映了这一倾向。这是认识当今日本对华意识的一隅。它不可能涵盖整体，也绝非空口侃谈。把握时代的变化与时代精神的走向以及不同时代的生活者的价值取向，亦有助于读解日本。拥有在日生活体验或对日本有过调查研究的人都有所察觉：读解日本，同时也是一个读解中国的过程，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阐发。笔者希望对境外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考察和研究将对中日当代的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发展提供参考，为东亚和平做出一定的贡献。

第四，大禹文化是东亚文明的动态发展结构中，发挥重新定位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日本，虽然大禹的流传和信仰早已经获得共识，并渗透于民众的生活。但由于其流于日常并分散于各个地区，而忽视了对于大禹文化体系的整理和分析，更没有在日本、中国乃至于整个亚洲开展相关交流。不过，这种状况自2006年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本文所述，日本大禹信仰研究的发展、相关地区的市民联动，启动了挖掘日本大禹信仰文化圈的新局面。一些地区还将中国大禹文化的考察成果，与地方志、地方史研究挂钩，甄选其中的部分内容纳入本地区义务教育教材，参与以大禹为切入点的东方文明建设。

三、韩国的大禹信仰现状

在韩国，不仅“禹”姓的人很多，含有“禹”字的地名也很多。象禹山，禹津江，禹池里等。和禹王相关的历史遗迹有位于庆赏北道六香山的禹王碑，于1662年由一位名叫许穆⑦[⑦许穆字文甫、和甫，号眉叟、台领老人，谥号文正。是李氏朝鲜后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及作家、诗人、画家、教育家，礼讼争议时南人党的强硬派及领导人。历官大司成、吏曹判书、大司宪、右议政等。]（1595－1682）的官员为祈求风平浪静而建。这座“大韩平水赞碑”建立的目的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出于对“治水之神”禹王的信仰。

韩国的《檀君古记》等作（《檀君古记》被历史学界鉴定为近年所创作）中，其建国神话便有禹王登场。例如，此书〈檀君世纪〉中有“甲戌六十七年帝遣太子扶娄与虞司空会涂山太子傅五行治水法勘定国界幽营二州属我”意为甲戌六十七年、帝派遣太子扶娄与涂山的虞司空会面。传授太子五行治水的方法，勘定国界。幽州，营州两地划归我国。

鉴于韩国对禹王和古代中国史的深层认识，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与太子扶娄会面的“涂山”的“司空”（司空是六官之一，掌管水利，土木以及囚犯管理），其人就是娶了涂山家女儿，被舜帝任命为司空的禹王，扶娄所学的五行治水之法就是“治水之神”禹王所授。在《檀君古记》中，太子扶娄作为“檀君二世”继帝位，经过“贤而多福”的扶娄之治，社会文化得到极大繁荣发展。

与之相关，学习了禹王治水方法的扶娄，在韩国现在依然举行着名为“业主嘉利”的祭祀。这些故事的原型可能来源于《揆圆史话》⑧[⑧《揆圆史话》是一部有关古代朝鲜的书籍，成书时间有争议，在1925年出版的《檀典要义》中首次提及并引用。]，即便它们并非史实，但在建国神话中让禹王登场，其背后的文化心理根源是值得深思的。据说李氏朝鲜第19代国王粛宗⑨[⑨粛宗朝鲜肃宗（1661年－1720年），名李焞，是李氏朝鲜的第19代君主，庙号肃宗(숙종)，葬于高阳明陵。他在位时，后宫张禧嫔曾干预朝政，后因巫蛊事件而被灌毒汤赐死。]（1661－1720）还创作了赞颂禹王的诗句，即使这是基于神话的误传，也能说明朝鲜王朝内存在着对禹王的信仰和崇敬。

以上可以看出，作为治水象征的禹王，自古以来就是东亚三国共同信仰的对象，现在还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之中。

四、大禹成为东亚民间信仰对象的背景剖析

1、大禹是东亚原始文化共同体的认知象征

东亚内部的人流大迁移伴随着知识与智慧的共同运用与共同开发。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则是最古老、最原初的知识平台的基础框架，也是牵动、引发不同种族和地域互动的强韧的核心纽带。而中国古典典籍有关大禹的记载对其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汉字经韩国人王仁带到日本，成为日本的国语之时起，《四书五经》就被定位为经典范本教科书。其中，“禹”一共出现了31次。

以大禹为原型的主要日籍文献有：《古事记》，《三教指归》,《性霊集》，《徒然草》，《太阁记》，《折りたく柴の记》，《政谈杂话》，《一人寝》，《都鄙问答》，《三壶记》，《政谈杂话》，《诽风柳多留》，《风来山人集》，《地方凡例录》等。在韩国更多，在此不做赘言。

2、大禹乘《四书五经》之风东进日本后，被古来深受地震水灾之苦的日本人民奉为信仰的对象，移植为保佑本土的祭祀符号。而保障日本的民生的最优先工作就是抗洪防震。对于原始农业生产状态的日本来讲，大禹不仅是祈求保佑的治水之神，也是具有超人能力的科学家。

3、日本认为以疏通为主的大禹治水方法经过大陆的成功洗礼。直至今日，日本的土木建设行业仍然奉大禹为开拓者。日本传统体育相扑中的姿势也取材于治水时代，人工垒夯，用脚奋力踏实堤土的形象。日语中叫做「禹步」。

4、日语中的一些词汇源于大禹的故事。例如，“鲤鱼跳龙门”的“龙门⑨[⑨龙门在晋陕峡谷的最南端，北距壶口瀑布65公里。龙门之南就是开阔的关中平原了。黄河水从狭窄的龙门口进入宽阔的河床中，河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龙门之形成，因其东龙门山和其西梁山各申出山脊，相互靠拢，成为一个只100多米宽的狭窄口门，束住河水，形成湍急的水流。每当洪水季节，水位升高，而出了狭谷后河谷变宽，水位骤降，落差很大，故有"龙门三跌水"之说。"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就是指跳跃此处。]”指的是公元前2132年，禹王治理黄河上游的地名。据日本的《大辞林》记载，“能越过黄河上流瀑布——龙门的鲤鱼可以成龙，以此比喻出人头地”。据此，日本在5月5日的传统节日端午前后，家家户户都要高挂鲤鱼旗⑩[⑩鲤鱼旗日本全国各地都有悬挂鲤鱼旗的风俗，随风招展的鲤鱼旗成为端午节的一道独特风景。挂鲤鱼旗时，一般旗杆顶端要有旋转球或者宝珠造型，下面安装风车，然后旗杆最上端是无色或者描绘鲤鱼的风幡，以下根据大小依次悬挂黑鲤鱼、红鲤鱼、小鲤鱼等。不过不少公共场合也将鲤鱼旗作为装饰品成排悬挂。]，以寄托望子成龙的希望。挂鲤鱼旗的习俗最初始于江户时代⑪[⑪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的武士家族，后被民间效仿并普及开来。

“鼎谈⑫[⑫鼎谈三人对面交谈。]”一词出自公元前2067年，禹王主持铸造的“九鼎”（三足金属祭器，王权的象征），由此而延申的“问鼎之轻重⑬[⑬问鼎之轻重问鼎的大小轻重。指妄图夺取天下。]”（《春秋左氏传》宣公三年）也是日语中经常出现的典故之一。演变为语言的大禹必将流芳千古。

五、大禹作为东亚文化的代表，将以此重新审视汉字文化圈的作用

毫无疑问，21世纪是东亚的时代。如果东亚各国在所有领域都不断加强合作，那么发展势头将会越发迅猛。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合作，我们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历史文化方面的携手并进将先行于其他领域。上述研究成果便是有力的证明。

古代中国史上的先民领袖大禹信仰远渡日本后，在这片土地上被拥戴千年之久，乃至今日依旧如此。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东亚文化间的和平交往不仅曾经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代也具有极高的价值。日本运用大禹文化受惠千年的实践座轴，互联互通扩展到整个东亚。

自2006年以来，通过以“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为主体的全国性调研，挖掘出遍布日本的133处大禹信仰的史迹文物，以及百姓至今仍对禹王顶礼膜拜的现象。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大禹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被拥戴千年。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东亚间的历史文化交往不仅在史前，且仍然“活在”当代，与现代人息息相关。日本的大禹信仰文化出自日本人的主动移植和自觉选择，并逐渐融入日本的风土和民众的生活，在不断的交融演变过程中生根立足。因此，日本的大禹信仰具有中日两国混融文化的显著特征。

以中国域外大禹信仰文化为切入点，追溯历史，展望未来，将有另一幅画卷映入眼帘。那就是东亚间的多元交流历经相互接触、渗透、演变、融合，在历史文化的时空纵横延伸，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循回渐进，共同构建起具有浓郁的东亚特色的文化生态。而今，在大禹信仰滋育的历史基础之上，其成果也润泽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比如，日本日历中的大禹祭祀日、神奈川县开成町的中学校名文命中学以及文命水渠；各地的桥梁与水坝等建筑物的奠基文中对治水先贤大禹的赞扬等等，无一不在述说大禹与彼方风土共生共存。

大禹信仰历经千年的民间实践，联系着中日两国。这种互联互通的关系还扩大到了东亚、东南亚等地。来自大禹信仰的恩惠为广泛的区域和民众所共享。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广泛运用于对中日文化关系的分析，也能够在东亚文化交涉学等学术领域做出丰厚的贡献。特别是从作为东亚知识结构的基础即汉字文明角度来审视大禹信仰，我们深感在2013年的中日韩三国政府会议上倡导的推广808个汉字共同使用的三国协议之深远意义。

结论

从周恩来的两次游岚山到直至今日依然遗留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大禹信仰，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东亚共享的大禹信仰的底层，贯穿着互联互通的智慧循环。而动态地把握其间的多维参照视角，势必汲取正能量的启示，捕捉到时代走向。青年周恩来的岚山考察与其后的人民外交思想的形成就是值得后人继承的一例。因此，转移到中国域外而落地结果的大禹信仰是一种参考、一种借鉴，在助力我国当代文化事业和公共外交的建设性发展的同时，也会反哺境外，不断推进内外的良性互学互动，联手共进。让我们走近日本的大禹信仰，共同探索汉字文明的智慧，共建互融互惠的地球。⑭[⑭论文中的一部分曾先后在2016年6月召开的亚洲文明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召开的东亚文明威海论坛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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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日本法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