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共和国前夜：一代名记者徐盈战地文选》

北方今年冬行春令，这是十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奇迹。今年西伯利亚的寒流并未大举南袭，除了11月末及12月初发现短期的较低温度以外，不仅普遍温暖，且降水量亦少。据说目前天花、白喉已在流行。

废历元旦今年真到了该“废”的程度了，多少旧家庭已不能再如往年一样地搬出神主，摆上五供。这一笔费用，今天已然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了。年年都有废止年节送礼的通知，但只有今年收效。

到今天夜里为止，枪生仍然是砰砰作响，间杂着五颜六色的信号弹，虽然没有火树银花，却也是五色斑斓。

五十天来，在这种不安的心情之下，金圆券的浪花越激越高，今天已进入2000元换1块银元的大关，晚上又回到1550元.全城商号虽然停业，但是繁盛市区却到处成为卖银元的世界。

面粉每斤90元，玉米面每斤70元。每个烧饼也是由4元而10元，由10元而20元1个(若按法币折算，每个当为6000万元)。

本周的涨风，是创造了有银圆历史以来的新纪录。据《华北日报》商情栏记录称：“前个星期六收市价格为：每块银元折金圆券20元，星期日因中共钞票缺乏，只跌落15元。到了星期一，金圆券大量发出，金融市场内游资作崇，于是逐日上涨。29日值春节，上午开价就冲出了千元大关;下午4小时内连跳6级，已冲出1600元的新关;晚6时收市价格为大头每块1640元，小头每块1400元。一天之内，每块银元涨达590元，开了空前的纪录。上星期六与本星期六的差额为1420元。

到了今天，供求的情形更急，便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而整个社会游资都随着银元市价上升。联合机构迟迟不能成立。

没有哪一个机构是金融管制者，安春山部虽然押解了成百的散兵流勇，但却无力干涉到任何一个银元贩子。

这就是新社会在北平降生之前的催生阵痛。人民到处在咒骂着城内不能实现和平的阻挠者，经济学家则批评南京政府勿再向在这里滥发“百元大钞”，否则将拖得整个解放区的供应失了常态。

“人民解放军早一点进城吧，只有他们会给城内带来粮食，带来安定与幸福。”

中共中央对和平工作是在认真地执行着，28日，中共发言人说：“我们正同北平人民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按照八个条件，来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傅作义将军也参加了这件工作……你们已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工作不但替和平谈判指定了地点，并且为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

这是对于“协议十三条”的一个正确评价。然而，直到今天，有一方面仍在批评傅作义出卖了他们，却忘记了获得的是七百年文化古城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指责这种宽大主义，就是中途的妥协，会背叛了革命的传统。这都是肤浅的看法，都忘掉了人民对于和平的企望。但是，在“转型时期”内的波动延伸又是不可预知的。

从事和平协议奔走的邓宝珊说：“一个军人叫他放下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这样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进城的中共政委们说：“放下枪的，他们愿意再参军，就欢迎他们来;要回家的，给他们旅费和路条，到处都可以招待他们。”

对于已在城市的地主，原则上是不希望他们再返故乡的;对于有组织地放下武器的队伍，是不是也不必让他们一定重返土地，可否做些更积极的生产性工作?自然，这任何一种过程中，也要经过“民主的蜕变”。

局部的和平正在扩大中。南京的“和平”代表团要到北平来了。他们表示：“南京的贪官污吏已经逃跑了，剩下的只有善良的百姓。”一批请求北上采访的外籍记者也要跟着前来。

焦实斋

距今天报载，“联合办事处”可能在下月1日成立，由中共方面叶剑英、徐冰、陶铸、戎子和②及华北方面的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③组成，由叶剑英、郭宗汾任正副主委。中南海如不改作办公处，那就自然开放，供人民游览。傅作义将把他的办事处迁回西郊“新北平”旧址。封死的复兴门又打开了。12月13日以前，用三天时间把总部搬进城来的人们如今将用同样多的时间，把人员疏散出去。留城的军官们从那一天起也就停止“办公”。

在东单一片废墟中，东长安街牌楼从旧历初三起就开始恢复了。五牌楼只拆了一层砖瓦，恢复起来很容易。但是地基工作要恢复，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庙公园内的弹药库正在迁出。所有这一切无不给人以和平的感觉。

春天不远了，但今年的春天，也真是来迟了。

注释：

①是日，解放军方面代表与傅作义方面代表在颐和园益寿堂集会，决议遵照《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成立联合办事机构。会议决定：北平联合办事处即日成立，工作方式采取集体办公，办公地点设在东郊民巷御河桥2号。到会的解放军方面代表主要为叶剑英、陶铸、徐兵、戎子和，傅作义方面代表是郭宗汾、周北峰和焦实斋。

②戎子和(1907—1999)山西灵邱人。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

③焦实斋(1899—1987)河北井陉人。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华北“剿总”副秘书长。1949年随同傅作义起义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团结报社社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