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舜源 文、图

　　图：北京（顺天府）府学胡同“文丞相祠”内

　　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却持续遭受来自北方辽、西夏、金、蒙古和元政权的威胁，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始终是社会精英、进步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南宋朱熹继程颐、程颢之后，致力於儒家思想当代化，形成“程朱理学”，强调道德情操、理想信念、民族气节、社会责任、历史担当。朱老夫子八百多年前的部分讲义，竟留存至今。而民族英雄文天祥坚持天地正气，是忠义节烈等优秀传统的践行者。他的《行书上宏斋帖卷》，实际上是对自己遭诬陷的申辩书，记叙南宋末年发生的纸币信用危机，连同权奸当道、空谈误国，加速了南宋灭亡。遗墨存史，值得后人关注。

朱子书《周易》，敬天见道心

　　朱熹（一一三○至一二○○年），字元晦，号晦庵，人称考亭先生。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长期生活於今福建武夷山地区。是南宋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流传至今墨蹟颇多。一部分是讲义；一部分自书诗作，是有意识创作的书法艺术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朱熹〈易．繫辞〉》册，与故宫博物院《行书〈周易．繫辞〉本义手稿卷》是配套遗墨，还有辽宁省博物馆藏《大学或问．诚意章》（在《行草书书翰、文稿卷》中）、《论语集注》残稿等等，留下他大学者治学手稿。因是手稿，信笔书写，但前后呼应，转折自如。行笔时笔锋稍敛，时见隶意，而且明显有苏轼书法影响。

　　《宋朱熹书〈易．繫辞〉》册，纸本，每开本幅纵三十六点五厘米、横六十一点八厘米，行楷大书，每字在五寸之上，共一百零七字：“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朱熹书。”大约作於四十五至五十三岁之间。文中墨蹟除了反映其书风，还可见其理学家对文字学的独到体会。例如“天”字，大字之上的一横特别重大。因为此字构造为会意字，“大”表示人，人头之上敬戴者，是为天。他的这种写法，表达了对天的特别敬意。如今所说“头顶三尺有神明”，大抵源自朱子学说。朱子对四书的章句註解，在南宋被定为官学，以后一直是科举必读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指出，朱子的楷书与唐虞世南笔法、结体相近。此作结体上重下轻，也与虞字相近。行笔笔势深沉而急速，时有飞白，筋骨突出，有快剑斫阵之势，是朱熹书蹟常见特征。

　　辽宁省博物馆藏朱熹《行草书书翰、文稿卷》之书翰部分，是朱子写给表弟和学生程洵（一一三五至一一九六年）的信。程洵字钦国，后更字允夫，号克庵，婺源人，也是当时大儒。信末标明致“允夫纠椽贤弟”。“纠椽”指他出任信州文学、衡阳主簿、吉州录事参军等文书类职务。

　　来信起初留在程家，朱熹去世七十年后，蒙古铁蹄南下，程洵的子孙躲避战乱，祖先遗物也流离四散。元朝中期，留在江西婺源程洵六世孙程彦达，买回了三幅字—朱熹写给程洵的信、朱熹讲学手稿《大学或问．诚意章》、朱熹写的《独游宝应寺诗》。程彦达将三幅朱熹遗墨，加上请画师绘朱熹和程洵的画像、题跋装裱在一起。据史料记载，为宋元时期所作画像，左侧清瘦、白鬚者为朱熹，右侧可能是其表弟程洵，应该与朱子实际形象比较接近。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

　　文天祥（一二三六至一二八三年），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在《狱中手书》中自述生平：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子时降生时，祖父梦见此婴腾紫云而上，所以命名为“云孙”，成年后朋友送他字“天祥”。宝祐三年（一二五五年），地方官李爱梅，举荐时年二十岁文天祥和弟弟文璧为郡贡士。当时既以天祥为名，於是改字“履善”。父亲文仪带领两子，一同赴临安（杭州）赶考。途经玉山时，遇一异僧，指长男文天祥说：“此郎必为一代之伟人，但不是造福一家。”

　　《宋史．文天祥传》称他自作秀才时，见学宫祠祭的同乡先贤欧阳修、被金兀朮刨心的抗金英雄杨邦乂、胡铨等“忠节”们的画像，就倾心嚮往。宋理宗亲政后，採取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改革措施，尤其是审时度势，出兵联蒙灭金，一时间颇有中兴气象。到宝祐四年（一二五六年）文天祥举进士时，理宗已经在位三十多年，有些倦勤了。二月初一，礼部开榜，“奏名”皇上，文天祥、文璧同登科第，文天祥排名第五。接着，理宗在集英殿亲自主持大庭试策。天祥乃以“法天不息”为对，就《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展开论述，要求皇上继续振作精神，发愤图强，振兴国家。文章万余言，不打草稿，一挥而成。“理宗皇帝览予对，亲擢为第一。”

　　还有一段花絮：“理宗览对策，见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这位“天之祥”，乃大宋之祥瑞也）。此后朋友遂又以“宋瑞”称之。考官王应麟最后奏道：“此卷文章古为今用，此人有古大臣风，忠肝如铁石。臣祝贺陛下得人了！”五月二十四日，皇帝亲临现场，“临轩唱名”，宣布文天祥膺状元郎。从此更激励了他清忠报国的意志：“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二宋（北宋宋庠、宋祁）高科犹易事，两苏（苏轼、苏辙）清节乃真荣。囊书自负应如此，肯逊当年祢正平（三国弥衡）。”（《次鹿鸣宴诗》。以上见《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别集》）

《上宏斋帖卷》，居丧“申辩书”

　　故宫博物院藏文天祥《行书上宏斋帖卷》，纸本，纵三十九点二厘米，横一百四十九点九厘米，从明初大学士李时勉跋文开始，一直以为是给出任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相当於副宰相）包恢的贺信。笔者认为，其实是就瑞州任内刑狱、秤提（南宋为应对楮币即纸币贬值，以铜钱、金银、实物等收兑贬值楮币）、平寇等施政问题遭人诬陷后，上包恢的“申辩书”。信尾“承心制文天祥劄子”，“承心制”是南宋专用名词，相当於明清时的“守制”。封建时代定制，父母、祖父母亡故必须辞官守孝，文天祥参与了南宋“承心制”相关讨论。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四月，其祖母梁夫人病故，其父早已去世，他作为长子是“承重孙”，因此“申解官，承心制”，就是辞官守孝。此处特别声明自己是在守孝期间上书。守孝期间不参加庆祝活动，不为人道贺，所以不应以贺信视之。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号宏斋，北宋名臣包拯九世孙，为陆九渊、朱熹弟子，以廉明、能幹著称，理宗去世后，继位的度宗於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起用他任上述职务。他任内破豪猾、去奸吏、治蛊狱、课盆盐、理银欠，力图扭转残局。

　　原来，文天祥大庭试策、临轩唱名一番风光之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把持朝政的是宰相贾似道及宦官董宋臣等一帮奸人。到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补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山东牟平）节度判官。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出任江西瑞州（今高安）知州。他后来在狱中回忆说：当时当地匪乱初平，兵火之后，遍地疮痍，他以宽惠政策安抚民众，以清廉措施震慑官吏，将官兵中为害百姓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於是张布纲纪，上下肃然。又拿出官家汇兑产生的积存百万贯，创便民库，遗爱在民。五年（一二六四年）十一月，理宗继承人度宗，任命他为江西提刑（地方司法官员），翌年即咸淳元年二月，赴江西瑞州办理交接。

　　以往提刑只负责刑狱一项，此时增加“秤提”（纸币兑换）和平寇二事，“任大责重”。就在四月率部到达吉州太和县时，家中祖母病故，於是辞官守孝。但朝中御史黄万石（此公后来投降元朝）奏称，应以不称职罢官（《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别集》）。这封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给自己信赖的刑部尚书、署理副宰相包恢的申辩书。信末“正月”，应是居丧守孝期间的咸淳二年（一二六六年）或三年正月，而二年正月可能性大，但肯定不是以往以为的元年正月。

记纸币危机，揭宋末败象

　　此信反映了南宋灭亡前夕发生的货币危机。我国在北宋时期出现“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时称“楮”、“楮币”。纸币必须与金银、特别是当时的本位币、基础货币白银挂鈎，就像现在发行货币与黄金储备挂鈎一样。但到南宋末年发生严重纸币危机，纸币兑铜钱一路暴涨。为稳定人心，必须将纸币兑换成金银、起码是铜钱，即“秤提”。信中指出：当前金融危机根源，在於纸币失去信用，人们最担心的是物价飞涨。作为政府，“无财用，何以聚人？无政事，何以立国？”因此上任后，“以楮为本职第一事”，首先致力於以楮币兑换铜钱，稳定物价。但治楮势必触犯豪强利益，牵动朝中官员，於是纷纷弹劾他施政“威虐”。拯救货币行动受挫，功败垂成。这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灭亡前夕相似。他辩解：自己秉持血忱至公之心，在辖境雷厉风行治楮，但哪裏有“专事刑威”啊！

　　信中还简述治理“血江、闽、广三路十数年”的赣寇：“天祥白手用兵丁万人，声罪致讨，首尾三月，寇难（得）以平”。但朝中有人睁眼说瞎话，诬陷他“讨捕失败”，以及重孝不报，不肯告假。最让他感慨的是，为国家真幹事、幹真事，被攻击为无事生非、胡作为；讲空话、不幹事，被夸奖为爱国爱民。结果是：“父母之国，不可以行政也”；幹一件事难上加难：“任事之难，尚矣！”宋、明两个汉族王朝灭亡前夕，朝堂上下流言蜚语，不做事不犯错，谁幹事则群起而攻之。由文天祥此信可见，这时南宋已经具备了行将灭亡的“必备条件”。

天地有正气，劲逸留笔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天祥《草书谢昌元〈坐右自警辞〉》卷，纵三十六点七厘米，长达三点三五七米，作於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年），是有意识创作的一件书法作品。前部是谢自己的自警辞；后部是文天祥的赞辞，字迹略小。谢昌元字叔敬，号敬斋，四川资州资阳人，与文天祥同为宝祐四年进士，这时已经六十岁，而文天祥三十八岁，故文末谦称“后学文天祥”。南宋灭亡后谢昌元降元，文天祥为其书写的周公之礼、孔孟之道、“厚风俗、美教化”等“坐右自警之辞”，算是白费功夫，但作品的书法艺术历久弥新。

　　文天祥学习书法，主要以宋初颁行的《淳化阁帖》为本，其传世作品以行草、草书为主。其书以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準则，笔画、章法以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晋人为法，字字独立，大小差别不大；但捨晋人章草笔画厚实、笔意樸拙，代以唐张旭、怀素线条瘦硬、体势开张的特点。《行书上宏斋帖卷》更像是一篇公文，虽是行草，但工整规範，收放自如，体势通达，前人称其风格为“清疏挺竦”。此文若是放在明清，应该是“端楷”书写。《草书谢昌元〈坐右自警辞〉》因进士同年之请，以状元之尊为其书铭，则纵笔骋怀，用笔劲逸飞动，笔势婉转流畅，笔画英挺蕴藉，一种魏晋风度、唐人气象。

　　辽宁省博物馆藏《行草书木鸡集序卷》，纵二十四点五厘米、横一百三十五厘米，也是作於咸淳九年，应同乡张强之请而作，循循善诱晚辈后学，通篇笔势迅疾，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作者以师者要求自己，故从头至尾无一笔懈怠，笔力如锥画沙，笔触清秀灵动，书风俊逸豪迈。篇末钤“天祥”、“履”、“善”三印章。一个充满浩然正气的志士仁人，不管他在什麼样处境中，都是如此顶天立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

（本系列‧完）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