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道具师是电影行业的“背景板”

　　迫於无奈的抉择？

　　穿过“伟劲製作”做道具的场地和拍摄场地，来到裏面的办公室，一路上人流稀落，“阿全（老闆）这裏原先有廿几个道具师，到现在只剩十几个。”道具师阿龙说。同电影行业其他工种一样，道具师几乎都是打散工，疫情期间领不到政府的补助，没有工开，便收入骤降。仅“伟劲製作”一家公司，生意没了九成，人手少了四成，不少道具师为了生计被迫离开行业，另觅出路。

　　湮没在观塘附近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裏，“伟劲製作”自成立至今已参与包括《使徒行者》、《春娇救志明》、《明月几时有》在内，逾八十部电影的製作。没有牌匾，没有门头，工厦的电梯门打开，还以为来到一间傢具工厂。电钻声阵阵，各种木材、装修工具堆积，隔着口罩也能闻到空气裏浓重的油漆味道，道具师阿龙穿着又宽又鬆的短袖衫加短裤，放下手头的工具出来迎接。时隔数月，终於开工了。

　　收入─几万VS.几千

　　道具师是看似光鲜亮丽的电影行业中默默无闻的一群人。他们製作桌椅板櫈，搭建故事的时代背景；也製作逼真的橡胶枪支刀具、糖胶玻璃樽等特殊道具，保护演员不受伤害。他们是电影行业的“背景板”与“保护伞”，是电影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运转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入行前，阿龙曾在电视台做过一段时间布景工作，但因工作内容重複无新意，三四年前转了行做道具师。“原因是觉得做电影更有趣一点，也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平日除了负责道具油漆外，阿龙也做一些特殊的道具效果，比如拍一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戏，他就要将一些傢具做成八十年代的怀旧效果。

　　道具师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如果要跟剧组，就更是没日没夜了。但辛苦总有所得。阿龙介绍，过去行业好景的时候，道具师们一个月多则能赚到五万多，而这一年来，收入一落千丈，“其实从去年‘（修例）风波’开始，行情就不太好。到今年的疫情，（开工）直接跌到零，一个月的收入连一万都没有。”

　　与灯光、导演等行业不同，在香港，并没有专门开设道具课程的大专院校，因此道具师入行多靠熟人介绍。缺乏职业培训的渠道，加之近年来香港电影工业每况愈下，道具行业在疫情发生前便青黄不接，全港电影道具工作从业者只有七十多人。突如其来的疫情，更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开支─养家VS.节省

　　“其实，前段时间我都有考虑过转行的。”阿龙说。疫情期间没有工开，看到有朋友做地盘，有工开、有粮出，阿龙心动过。好在他尚年轻，屋企只有老爸老妈需要照顾，养家压力不算大，在生活的开支上节省一点，面对疫情衝击，阿龙说暂时还能挨得住。“如果要供楼养家，那一定转行。要执生的。”

　　顺着公司的窗户，阿龙指了指对面的大厦，“之前有位同事，因为有家要养，已经转咗行，就在马路对面的一家运输公司，送快递。”

　　这个同事名叫阿乐。“运输行业其实都係多劳多得，就算佢个底薪可能同电影行业差好远，但係有得博，我都想去博下，始终要养家。”阿乐说。

　　在进入影视行业之前，阿乐都做过运输，疫情期间他上网揾工，见到各间运输公司都大量请人，思想挣扎过后，便去了顺丰。“电影行业本身都已经係唔稳定嘅职业，疫情期间特别见到差异，本来几万的收入变咗几千。”阿乐叹道：“屋企真係需要开支；供楼养小朋友，水电煤差饷，样样都要钱，冇收入就只能靠老婆，但老婆都撑唔得几耐。”

　　在转行去速递公司之前，阿乐也有问过其他电影同行，发现大家都没有工开，“有好多行家都已经早早转行，我已经算迟。”他形容自己转行时的心情“超级挣扎”，最大的原因是觉得收入实在差太远。

　　转行─风光VS.嫌弃

　　过去阿乐在道具公司负责电影陈设和置景，光景好的时候赚得多，又风光，身边朋友个个都是艺人明星。如今成为速递员，身份的落差令其感叹：“呢段时间最深感受係，觉得呢个世界嘅人真係好睇你份职业。”他记得自己以前做电影电视的时候，接触到的人对他的态度都特别好，“原先啲人听到我呢个职业係会双眼发光。”但是如今来到速递公司以后，却饱受职业歧视之苦，“我主要派件嘅地方係私人大型屋苑，成日都要派货畀啲中产（人士）。”他透露，“我试过派错一件货，只係值九十九蚊，个客打电话畀我，骂足一日。”

　　此前政府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其中未涉及电影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因此召开记者会，提到很多业内人士一旦转行就很难再回到行业中来。其实，阿乐自己并非如此，他说如果电影界情况转好，他一定会考虑重新做回道具师。但问题是：“到底几时才能真正变好？”香港电影业一直萎缩，行业状况整体低迷已非一朝一夕，“如果又好似而家咁一年好，一年差，一年又好，咁嘅工你会想做？”

　　採访接近尾声，阿乐希望记者可以隐去他的名字。社交媒体的头像上，阿乐一家三口，拥在一起，笑得幸福。

　　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