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环境中，报业生存维艰，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凡接受大公报记者採访时提到：“从今天的资料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公报印报的时候要用好几种不同的纸来印，不同的纸有不同的价格。”但真正的困难远非於此。

　　七七变起，平津失陷，大公报津版先断；八一三变起，上海沦陷，大公报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武汉撤退，汉版迁渝后，太平洋又战起。

　　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总经理胡政之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1944年敌军长驱入桂，大公报桂版也绝。俞凡说：“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物资等方面损失很大，但是一直坚持不投降，‘没有在敌伪的刺刀下办过一天报’，这是很了不起的。其他像申报、新闻报这些报纸，在上海租界沦陷以后，都接受了日本新闻检查。”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此前谈到大公报“日本投降矣！”这个标题时说：“在标题上用虚词‘矣’和感叹号，这种一般标题上忌讳用的（字符），来表明报纸的情绪，也是表明了人民的情绪。”

　　“大公报一直努力披露日军暴行，呼籲国际正义力量来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争取国际支援和国际舆论发挥重要作用。”俞凡说。

　　大公报记者 徐小惠